从政策社会到法治社会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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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政策社会到法治社会Ⅰ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个政策社会，就是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今天我们要实行依法治国，这是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为什么要实行这个转变，要以法律来取代政策呢?这就需要我们对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特别是政策对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在实行依法治国过程中，我们才会努力超越政策这一障碍，实现从依靠政策到真正依靠法律的转变。本文的论述并不否认政策在治理国家中曾发挥的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并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就法律与政策关系而言，政策对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否定的。法律服从政策、依赖于政策是建国初就确立的一项法制建设原则。《中共中央关

2、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人民的司法工作在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及其人民解放军的其他纲领、政令等作依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法制初创时期，司法机关办案应有所遵循，没有法律依政策是合理的。问题在于片面地把政策抬到不适当的高度和过份地依赖政策，导致中国几十年以政策取代法律，政策干扰法律，最后政策扼杀了法律的生长。党在几十年领导国家中，主要就是依靠政策实行对国家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

3、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务行动都是实行政策。[注释]这样，使政策在中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非常广泛的运用。这些思想被运用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学教科书中几十年的经典说法是，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对法律起着指导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保障，法律只是实现党的政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甚至说，“党的政策是国家一切活动的依据”。[注释]这些理论非常清楚地表明一个信息：就是政策高于法律，政策才真正具有最高权威。由于对政策的过份推崇和政策被运用到显赫位置。给领导干部，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的一个观念是，政策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法律”，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法

4、律是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法律只不过是以法律名义表现的政策罢了，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含义。因为，法律规定的行为规则要通过政策的指导和解释才能实施，才具有意义。即使法律规定了行为规则，也只不过是政策的一种表达方式罢了，法律仍不是真正的行为规则，真正的行为规则是政策，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在国家机关和法制建设中，由于对政策的过份推崇产生的后果是将建国初期确立的“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7的指导原则，片面地变成这样一个无形的规则：有法律，依法律，但还得适合政策；没有法律，依政策，有了政策也就不需要法律。正是这种思想严重地妨碍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关于这点，前全国人大常委会

5、委员长彭真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为什么现在立法这么快，过去就立不出来呢?这“就是个认识问题，抓紧不抓紧的问题。过去觉得，有党的领导，有方针政策，迟搞几天也不要紧。结果拖了下来，贻误了事情。[注释]所以，在建国初废除旧法统后确立的“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的原则，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变成了只依靠政策，而不需要法律，政策成了法制发展的一个屏障。这也是司法人员养成重政策、轻法律的重要思想根源。重政策、轻法律，政策的地位高于法，是法律缺乏权威，法律难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对当前中国法律实施的困难，群众中有一句顺口溜说“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头不如口头

6、”[注释]这反映了以政策高于法律，政策代理法律，甚至政策阻碍法律实施的不正常状况。Ⅱ我们社会重政策，轻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的价值观，是党领导革命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养成的习惯。彭真同志曾指出：“拿我们党来讲，革命战争期间，主要是靠政策办事，注重的是政策，没有依法办事的习惯。还有，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残余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注释]他还分析了这种重政策的领导方法形成的原因，在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一件事情来了,老百姓总是问，这是不是党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央给你们的就是政策。当时，农村根据地长期被敌分割，交通不便，党中央给各地

7、的，概括起来说就是政策。依靠政策，三年半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把三座大山推翻了。那时，只能靠政策。当然，我们根据地的政权也有些法，但有限，也很简单。就全国讲，法是国民党的或外来侵略者的。如果要讲法就不能革命，就是维护三大敌人的统治。那时候对反动统治阶级要“无法无天”，在人民内部主要讲政策。这是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大多是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也或多或少养成了那个时期的一些工作习惯。[注释]政策被当作革命胜利的法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法律被当作反动阶级压迫的工具，革命的人们就是要“无法无天”。这种观念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自己的政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