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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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1)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

3、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2)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3)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4)汪

4、、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5)就是说，将弭止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6)但这样保全和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

5、而是迁延不决，一相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到7月14日，日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有意滋事”，并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7)这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8)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取主动。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9)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应

6、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10)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11)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叶昌炽《

7、缘督庐日记钞》称：“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12)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庆亲王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谓：“(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13)又于当天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