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的“新”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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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左派”的“新”与“左”——访著名经济学家韩德强出生于60年代的韩德强，很习惯被人打上“新左派”这一标签。小时候和时代同步，尔后慢慢与时代脱节，同龄人的心路不是韩德强的心路。据韩德强讲，当年的别人特别理解改革，他就不理解，后来才逐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更多的人是欢迎改革的，喇叭裤、蛤蟆镜等诸多西方元素引进，人们是一种比较向往的心态。但是韩德强上来就反感，还带有道德批判色彩，“我认为那是小流氓、不正经人穿的。特别接近于马列主义老派。这个想法当初应该是年纪大的人有。在80年代初期，我就有这种感觉，关于走私啊，贪污啊，包括喇叭裤啊，

2、都很反感。”当时的韩德强并没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概念，只是觉得社会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和过去所提倡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是非常不一致的。两者冲突，有一方必然是错误的，年少的韩德强开始疑惑。这种疑惑伴随年轮将他的成长清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而后一阶段是思想比较复杂化的一段。1979年韩德强上初中之前，其实已经在开三中全会，在粉碎“四人帮”，但因为政治变化传递到小学教育有一个过程，他并未觉出社会的重大变化。无论政治符号怎么变，一会儿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会儿英明领袖华主席，但他接纳的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当时生活

3、的常态是助人为乐，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生活丰富多彩，班里养兔，有自留地，要种田、烧水、劈柴、掸烟煤……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学习似乎是一件附带的事情。1979年进入初中，一切生活停止，似乎只有一件事情——读书。而读书在韩德强一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一直几乎是以百分考上来的。只是读书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然后就开始玩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玩纸牌、香烟壳、21点，还有比如游泳、捞鱼摸虾等。提及偶像，关于陈景润，那时的韩德强至少是没有多少印象。包括哥特巴赫猜想，“对我们，还是小孩子，看不懂。其实进入心灵的还是雷锋、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

4、、白求恩这批人。”“当时1979年陈景润故事出来的时候，我恰恰感受到了类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东西。小时候看了一大堆革命英雄故事，什么《大刀记》、《小刀会》、《万山红遍》等。本来是又红又专的思路，突然间只需要专不需要红了。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倒无所谓，不红就不红呗，小孩子也不懂。后来开始看报纸杂志，里面社会一大堆的黑暗面。然后又看84年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我触动很大，终于搞清了改革是什么，其核心就是人们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来促进社会历史发展，这也是亚当·斯密说的，这“看不见的手”进入了央文件。”也就是从接触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起

5、，韩德强开始关心经济。已经是高三上学期，他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对国家社会的问题更感兴趣。但文理分科已成定局，韩德强只好选了大学理工科里面最偏文的一门学科——管理工程。历数成长，韩德强坦言：“总之，一个结论，帮助别人真的是很快乐，没觉得学习是一个什么问题。但确实有些事情跟别人做得不一样，我知道我这个人天分有限，身体素质可能不太好，比如爆发力就不好，但是耐力好。我相信，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一定要坚持做一些别人都没有坚持的事情。”价值中国：你认为大器晚成吗？韩德强：要看什么器，比如运动员、钢琴家都比较早成。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君子不器。

6、大器不是拿冠军。能够思考社会责任、担当社会责任的才是大器，这不可能早成，一定要有复杂的心路和社会阅历。要把相对论搞懂，20多岁就够了。价值中国：你刚才谈到了英雄主义，可能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理想，愿意为一些东西作出一点奉献，不完全是种生意。对于改革早期一些现象你能接受吗？更多是因为什么原因？韩德强：核心是一个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以前主流观点是说利己不好，后来又说是利己好。我就认为这两者肯定有一个出错的。价值中国：能不能说，时代和环境造就的，两者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为什么一定得有一样出错？韩德强：问题在于，什么

7、造就时代和环境。相信什么，造就什么。过去红军相信英雄主义，造就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改革开放相信自私自利，造就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如果说利他主义可能人人都达到，那至少应该提倡。利己主义是容易的，本来并不需要提倡。我们可以承认许多人的自利行为，但不能提倡自利。干部必须要为人民服务，普通群众可以为自己服务。中央电视台带头恭喜发财，我就不理解了。我认为这是后来权力市场化的思想根源。价值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就是成功使那一代的精力转向了赚钱，这是一种策略吗？韩德强：这是社会转型的自然结果。那时的根本问题是怎么处理革命遗产，毛泽东要的是继

8、续革命，不能享受。但是政治圈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思潮：我们革命革累了，我们需要享受。从50年代初期起，要享受的潮流就在体制内潜滋暗长。邓小平是顺应了潮流。所以，毛泽东对官僚体系的不满也就由此而来。这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说要继续革命，不要享受，没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