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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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活动，其论争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实属罕见。它始于民间，也将终于民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意义上的自发行为。不论谁是谁非，也不论学术探讨的水平高低，这场学术之争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超出了学术探讨的内容，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样板”作用，因为思想的碰撞毕竟比思想的僵化要进步得多。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1998年之前并未形成正面交锋态势，大有“各行其道”之势，在学术研究的力量对比上，自由主义的“声音”明显要

2、高于“新左派”。自由主义者著书立说、移译西学，并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工具，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面世，例如，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三联书店）和“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具代表性，几乎将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网罗待尽；同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公开出版、发表，比较有影响的出版物包括《公共论丛》（三联书店）、《政治思潮丛书》（包括《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若干论文集。“新左派”的研究成果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他们一方面像自由主义者一

3、样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陈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另一方面，他们也与自由主义者共同分享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理论，希望从中挖掘出可资利用的学术观点，例如，“新左派”也研究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伯林、贡斯当、伯克等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在秦晖看来，“新左派”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国原有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折中：（《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秦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两大流派政治观点迥异、社会建设方案有别，但是，他们的思想资源都出自西方的学术界，都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如

4、果说1998年之前，两大政治流派“各行其道”的话，那么，1998年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面对面理论的一年，“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把这一年作为交锋由“水下”浮出“水面”的起始点。至于谁最先推动交锋由“水下”浮出“水面”，观点不一。“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韩毓海（1998年9月《天涯》杂志发表了韩《“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和汪晖（1997年《天涯》发表了汪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一文，在《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一文中，作者隐含地指出，该文是两大政治流派正面交锋的始作俑者）各执一辞，但是，不管是韩毓海还是汪晖，“挑起”这场争论的一方非“新左派”

5、莫属。“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主要是思想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因此，参与争论的学者其学术背景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和政治学，事实上，他们大多来自其他领域。“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阳、韩毓海和汪晖等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等人。两派最初的论战阵地主要局限在《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等，后来逐步地扩散开去，大量的文章在海内外主要中文报刊杂志纷纷亮相。1998、1999年是争论的最高峰，2000年之后，论战趋于平淡，目前这类文章已经鲜有面世。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所以形成“对决”，绝非人为制造，也非空穴来风，

6、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因时因地的产物和结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思想的变革受制于社会经济变革，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因此，“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国情，“新左派”也罢，自由主义也罢，都是应情之物。对“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而言，90年代的中国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权力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汇换为金钱，本土资本的运作寸步难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权力，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金钱(资本)作为第二种恶，对许多人而言显得比第一种恶更难于忍受。”（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之一：制度创新与国情》）在这种情境之下，知识分子开

7、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出在哪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多地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社会，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消除社会问题的唯一良药。用徐友渔的话来讲，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而“新左派”则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他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　　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内容，自由主义者曾经进行过一

8、些总结。朱学勤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一文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