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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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论文.freelmunizationrights）和“不稳定权”（destabilizationrights）。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第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而自由主义认为，不能从大跃进本身的问题上再导致另外一种结论，不能从大跃进、文革等等事情中认定直接民主是有害的。如果导致这一种结论的话那就很可悲。以上只是简要作一梳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三、两派的共同敌人这场争论是一场被人为扩大了的争论，按理说双方应该是有很多

2、共同点的，分歧本不该如此严重，比如说双方都对当今社会的严重不公感到愤怒与担忧，都希望扩大民主，等等。但由于对问题症结的诊断以及所依据的学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争论到最后，双方似乎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给忘了。事实上，二者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并不矛盾，因为新左派针对的是新权贵而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那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的敌人？如果有他是谁？两派面对共同的敌人该何去何从？（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国家本位、否定个人。双方在讨论问题时，都运用了西方的学术资源，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虽然中国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

3、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说到人，首先是个人；个人构成人群，构成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在这一点上双方应当是有共识的。“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新左派同样也认可这一点，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是洞见），苏联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我国长期的模仿对象）缺乏“人性”。此时双方的共同任务就是共同反对国家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践踏。（二）在自由与民主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长达数千

4、年的专制传统。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如今我们可以不去争论“姓资姓社”，但不能不争论是否自由。否则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新左派也同样自称“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自知比那些抨击我是”自由主义者外部的敌人“的先生们，要千万倍的热爱自由。”作为新左派旗手之一的汪晖他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无论从哪种理论出发﹐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与此同时﹐社会专制本身并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也来源于某些社会群体和知识群体及其运作机制。在这样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的知识分子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对于不同形

5、式又相互配合的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的持久斗争。”至于在民主的形式上，二者也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因为新左派往往强调的是直接选举，他们自己认为是直接民主。即便是直接选举还是一种间接民主，无论选举的是总统还是议员，因为大家还是选举了一个代理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争论中某种虚构的对立。面对我国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讨论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似乎是太奢侈了，社会主义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削除专制。（三）在自由与公正问题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以实质正义为借口来侵害个人自由和权利。虽然我国有重实质轻程序的传统，但最终结果却是二者同样缺乏。古代滥施酷刑，屈打成招，其背后的指

6、导思想是“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人”。既无程序公正，又无实质公正。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每一个认为自己“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却不尽然。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可敬的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最需要确立的是”自由与公正的底限“，而无端地热衷于派别之争，谁还会再相信我们？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

7、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自由与公正，都是人类世世代代所欲求的价值，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不一致之处，但绝非不可调和。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不是自由太多、公正太少，而是两者都还很缺乏，因此还远远谈不上以公正来纠自由之偏的地步。认为自由只有利于强者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弱者更需要自由。可以说，自由是起点，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公正。笔者认为，在中国最大的不公正，就是剥夺了弱者的自由。孙志刚案便是典型的一例。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自由与平等还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