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论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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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论在文艺学研究中的运用内容提要：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也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和研究学术的强大理论武器。用这个强大的理论武器观照文艺学研究的思想路径，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一些重要的结论。本文从历史主体这个概念入手，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出、内涵和局限性，试图说清主体论文艺学是什么以及它的历史发展路径。关键词：历史主体；以人为本；主体论文艺学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以人为本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人既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的程度最终

2、是通过人的发展程度来衡量的。因此，我们提出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包括丰富的内涵：作为历史观，它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作为价值观，它强调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要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也要确立和运用人的尺度，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出发点、目的和标准。　　二、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出　　提倡主体论文艺学的代表是刘再复。早在1985年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中，他就提出“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3、以及上层建筑中其它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文学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的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互相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的观点[1]，并就此指出可以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同年7月8日，他在《文汇报》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指出当前的文学研究正在出现转机，转机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一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代替独断论与机械决定论”。[2]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即要在文学描写中尊重对象即人物

4、的主体性，不能把人物作为图解政策的工具和阶级斗争的机械符号。此后，他在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纲要性地阐述了“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批评那些“漠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轴心地位”、“漠视人的价值”、“忽视人的精神主体的价值”的思想和做法是神本主义或物本主义，总之，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3]　　刘再复的思想，是当时文学理论界的一般

5、流行思想。《文学评论》从1985年第4期开始新辟的专栏“我的文学观”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取向。在这个专栏中，孙绍振、鲁枢元、刘心武、徐岱、林兴宅、南帆、张承志、戴厚英等一批新崛起的学者、作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这些理解都共有一个倾向，即不是或基本不是从文学的“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它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文学，而是从文学的“内部规律”即“文学本身的审美的特点”来理解文学——《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即刊载于1985年第5期该专栏。　　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人的主体性问题，但那时的文艺理论家却以实际的分析和描述实践了关于人的主体性的

6、理论。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摆脱了机械决定论和简单反映论的影响，摆脱了政治符号化的人物分析，转而从艺术家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从文学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从整体文学的共有美感等方面来描述一个世纪文学的特征。首先，在描述“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时，作者指出“‘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意味着用当代的眼光、语言、技巧、形象，来表达本民族对当代世界独特的艺术认识和把握，提出并关注对一时代有重大意义的根本问题，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与整个当代人类的共同命运息息相通”[4]。在这里，传统文学史论著所突出的社会政治背景和阶级冲突被“整个当代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样一个更具有开放性的、非

7、阶级性的描述所取代；文艺不再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5]，而是一个民族艺术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的独特方式；因此，艺术家也不再是被阶级阵营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本质上是被动的“文艺战士”，而是能够“用当代的眼光、语言、技巧、形象”来艺术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的创造性主体。其次，在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时，作者丝毫没有提到一个阶级的文学对另一个阶级的文学所作的“斗争”，而是接受李泽厚的思想，从启蒙与救亡两个主题的双重变奏出发[6]，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将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的主题概括为“改造民族的灵魂”[7]。这显然是一个远远超出了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