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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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三、文本资料唐振常：《蔡元培传》节选十兼容并包，孕育新北大一九一七年一月，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虽未废，然教学方针及内容都有变化，规模亦较原拟议者缩小，于是年十一月五日（12月7日）开学。学校主要部分为仕学院，招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入学。另附设两部分，一为进士、举人、贡生、监生不及七品，或未登仕版之年在二十以上者，通称学生；一为年不满二十者为小学生。当时入学人数极少，学生不及百人。翌年，许景澄为管学大臣，会义和

2、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许景澄为清廷处死，大学堂亦停办。又复两年之后，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恢复，同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重行开学。大学堂设仕学馆、师范馆，并附设中小学。管学大臣为张百熙（野秋），总教习为吴汝纶（挚甫）。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加派满大臣荣庆为管学大臣，对张百熙的革新之举予以牵制。后管学大臣易名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办大学，而所属译学馆、进士馆、中小学堂等皆直隶学务大臣管辖。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数年之间，学堂分科迭有变更。至一九一二年三月，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3、后，严复任大学堂监督，五月，京师大学堂改名国立北京大学校，严复署理校长，正式有了北京大学之名。此后，北京大学迭有改革。一九一二年十月分布“大学令”，规定大学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以应国家需要，这和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所称“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似有所不同。对于分科设置及其他事项，北京大学亦有改变。但与辛亥革命前相较，北京大学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从创立到蔡元培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可以说是陈腐不堪。创设之初，主体为仕学院，顾名思义，就是采“仕而优则学”的原则，无非在求学与做官之间采取一

4、种相应的形式。所以仕学院学生，规定为进士、举人出身之七品以上京官，毕业以后，当更有利于仕途。这样看来，只不过是名义上废科举，以京师大学堂代之而已。以致曾有这样的事发生：陈汉章（伯弢）为名举人，以博学闻于当世，京师大学堂请他任教习，时年已四五十岁，他到校后，却以为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就如同取得翰林资格，宁愿当学生。等到他毕业，辛亥革命爆发了，自然翰林没有到手。（注：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页三○——三一；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而二二五——二二六）直到辛亥以后，北京大学

5、仍然是官僚习气十足，如同一座旧式衙门，一些学生带听差上学，到了上课的时候，听差进房屈膝打扦，口称“请大人上课”。学生并不都是为了读书而来，有些学生不过是来混一资格，以便进入政界。这和当初的仕学馆并无二致。民国初年间，盛行“两院一堂”之说，是说出入北京妓院的人，多是参议院、众议院与北京大学的人。辛亥革命后，忠君尊孔思想虽曾受冲击，实未大变。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颁布的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九一五年教育部以“法孔孟”为教育宗旨，而在北京大学，以主流而论，仍然是旧思想旧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创办时所谓融合中西之旨，

6、在这里不过是起一点装饰作用而已。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全国最高学府，等待着蔡元培去就任校长。他从法国回到上海之后，多数友人认为北大腐败，赴任于声名有碍，劝他不就；少数人认为既知腐败，就该去整顿。他说这少数人的劝驾，“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页二八八）此事他曾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持。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注：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

7、，页三一；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蔡全集》，页一四○八）但主因毕竟还在于元培本人。他后来对此事还说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句话。（注：《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蔡全集》，页八九六）可见他是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实践自己理想的。他不认为办教育是做官。尽管此去有被认为是“依附军阀”之嫌，事实上，后来果然也被人误解，以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选举元培为候补监察委员时，发生了不同意见，孙中山对人解释，说“我知道他最清楚，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注：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蔡全集》，页一四○七）

8、如前所述，从事教育本为元培理想，长期以来，他坚执这种理想。在德国四年，亲身实践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实效；此次在法国，又有所考察，他的教育思想更有所发展。他对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大。北京大学成为实践他理想的实验之地。他在到北京后，函邀汪精卫去北大任教，信中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