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论文

《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论文提要：本文根据相关史料，介绍《中鉴录》这部鲜为人知且如今可能已经亡佚的著作，指出其作者、成书时间与背景、体例与内容，以及该书作者王龙溪编篡此书的用意。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由《中鉴录》可见，作为明中后期儒家社会讲学活动的重要代表，王龙溪虽然以讲学活动为其主要关怀和成就所在.freelothyBrook,TheConfusionsofPleasure:merceandCultureinMing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19、有关明代

2、阳明学讲会的研究，可参考（一）、吕妙芬，〈阳明学讲会〉，台北：《新史学》9卷2期，1998年6月，页45─86；〈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台北：《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页79─102。（二）、陈来，〈明嘉靖时代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北京：《中国学术》第4辑，2000年10月，页1-53。20、程玉瑛在其〈王艮与泰州学派〉（《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页123─127）中对泰州学派人员的身份构成进行了量化分析。就《明儒学案》所录泰州学派的成员来说，士大夫约占75%，就王艮与王襞文集中所录成员而言，士人与庶民所占比例分别为32.2%：67.4

3、%和14.3%：85.7%。但是，即使以王艮与王襞二人文集的记录为准，这种量化分析也只能说明泰州学派拥有众多庶民，至于说是士大夫们经由泰州而变得具有平民意识了，还是庶民经由泰州而提升了他们对于儒家纲常伦理的反省与认同，尚需进一步的检讨。清末民初以来强调泰州学派的所谓反封建的平民意识，恐不免偏于一隅。21、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云：「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见《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页1596

4、。22、黄宗羲，《明儒学案》（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卷11，页225。而对于龙溪讲学活动时间、地点、次数等的具体研究，可参见中纯夫，〈王畿の讲学活动〉，《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日本：富山大学，1997年），第26号。23、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5〈天柱山房会语〉，页344。24、参见彭国翔（彭高翔），〈王龙溪先生年谱〉，《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8（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12月），第七卷第四期。惟该年谱有待补充，作者将出修订稿。25、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二），卷12〈与邹颖泉〉（台北：华文书局，1970），页799。26、徐阶

5、，〈龙溪王先生传〉云：「复当试礼部，文成命公（龙溪）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荣子。顾吾之学，疑信者犹半，而吾及门之士，朴厚者未尽通解，颖慧者未尽敦毅，觐试仕士咸集，念非子莫能阐明之，故以属子，非为一第也。』公曰：『诺。此行仅了试事，纵得与选，当不廷试而归卒业焉。』27、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20〈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形状〉记载龙溪与钱绪山在吏曹时，「部中同年数十人，日以五经约会于东西坐听，胜日出游，歌咏笑谈，不知守部之困也。」页661上。28、严格而论，传统儒家对道德与政治亦并非全然混为一事，但实不免有将政治领域视为道德之延伸的

6、倾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制的批判尽管已经相当的激烈，但对于政治领域与道德领域的区别，毕竟与近代意义上那种清楚的自觉尚有一间未达。只有到了现代儒学的阶段，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参照下，儒家学者才对此有了明确的分疏。同时，现代的儒家学者也一并指出，尽管道德与政治各有所属，二者却又并非毫无关连。道德对于政治仍然可以或者说应当提供一种归约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且「徒法不足以自行」，政治领袖人物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气质，仍然会对实际的政治运作产生微妙曲折但却有时相当重大的影响。29、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

7、限公司，1997年，集165），卷7，页539下——540。30、阳明平宸濠之乱后，世宗曾一度招阳明入京，行至中途为辅臣阻止，未成。阳明虽有〈乞归省书〉，但却是在赴京途中闻辅臣阻止、事不得行的情况下不得不写的。《王阳明年谱》嘉靖十六年辛巳条：「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招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先生即于是月二十日启程，道由钱塘。辅臣阻之，潜讽科道建言，以为『朝廷新政，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先生至钱塘，上书恳乞便道归省。朝廷准令归省，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