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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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机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所有因素中，危机不应成为被忽视的一个。因为只要细心回顾我国30余年的转型历程，就会发现在每一次重大改革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危机的身影。例如，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在文革导致的全面社会危机发生以后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快速推进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直接促成了温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立。　　尽管如此，学术界长久以来对危机与中国转型的关系研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危机推动中国改革的原因只是在一些学者的演讲或论文中被简单提及。更普遍的情况是，危机促进改革竟然被当作常识而

2、非需要深入剖析的命题，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把握危机作用于中国改革的规律。直到近来，个别学者才开始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本文继续对危机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理论分析的假设前提更符合中国的转型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首次对危机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关系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从而使我们对危机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关系不再停留于直观、感性的认识。　　国外文献的理论分析认为，危机在改革突破中的作用与改革停滞的原因相联系。(1)在改革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而陷于停滞的情形下，危机推动改革的原因可能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危机能极大地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二是危机使

3、得利益集团的可占用资产减少，从而同意进行改革;三是危机降低了其他集团反对精英集团的机会成本，使推动改革对其他利益集团来说成为最优选择。(2)在改革拖延是由于受到人们有限理性约束的情形下，危机给人们提供一个贝叶斯学习的机会，使人们认识到现行制度的不足而加以改进。(3)在由于人们对改革后利益分配感到不确定而更偏好于维持现状的情形下，危机加剧现状恶化的程度迫使人们同意改革。(4)在由于利益集团不能就改革成本分担达成一致而导致改革拖延的情形下，危机可以通过加剧现状的扭曲程度而提高不同意进行改革的成本来加速达成一致意见。　　除此之外，大量国外文献还对危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到了肯

4、定的答案，但在区分改革类型和危机类型的更细致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效果并不一样。汇率危机与银行破产危机对金融自由化的影响方向截然相反，危机对民主化的影响受到一国的开放程度和政党制度等影响。　　在国内研究中，很少有学者把危机怎样促进中国的改革当作专门的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尽管每个中国学者都承认中国的改革具有危机导向的特征，但在解释其背后的原因时无不简单地认为，危机促进中国的改革是因为危机使中国的领导者有了执政危机感且暴露了现有制度的弊端，从而使改革得以推进。卢新波和黄藤(2011)通过借鉴阿莱西那-德雷泽模型，从危机角度对中国转型

5、进程中的改革拖延与突破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认为危机冲击通过改变改革相关方的成本分布来推动改革突破。　　综上所述，国外文献关于危机与改革关系的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应该从利益集团博弈的角度来分析危机在改革突破中所起的作用。但在分析中国的转型问题时，不应忽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转型最明显的特征是一个较为强势的政府决定着市场制度的供给。政府其实也是一个具有自身核心利益的利益集团，而并非简单的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输出、输入工具。从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来看，危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的作用受到危机的类型、政治制度和开放程度等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一个更加符合中国特殊政治背景

6、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中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危机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为危机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提供一个精确的答案。　　一、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危机促进改革实质上是危机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了政府行为，从而使其作出改变政策的决定。要研究危机如何推动改革，关键在于分析危机如何影响政府行为。但由于东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不同，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在研究政府行为上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学者大多运用布坎南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政府行为，而樊纲、张曙光和周冰等学者则根据对中国转型实践的考察，认识到不能将政府仅仅看作是集体行动的输出、输入工具，从而推进了对政府行为的研究

7、。尤其是周冰(2010)在总结樊纲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最高(政治)决策者的效用函数理论，认为最高(政治)决策者是公有制经济中拥有最高权力并进行决策的个人、机构或集团，最高(政治)决策者的效用来自于统治权，并通过向公众提供各种公共物品来交换统治权的稳固。因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最高(政治)决策者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处于支配地位。在以下关于危机如何促进改革的分析中，我们只专注于研究危机是如何影响最高(政治)决策者的行为的。　　(一)最高(政治)决策者最大化有效财政收入　　为维护和巩固统治权，最高(政治)决策者必须向公众提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