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保留对“校规”的适用边界论文

《论法律保留对“校规”的适用边界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论法律保留对“校规”的适用边界论文摘要：大学并非一国之“租界”，因此，大学事务亦有法律保留原则适用之必要，但是学术自由内在要求国家法律只能是宏观性和方向性的“框架立法”，进而给大学自治这一制度性保障留足创制空间。大学“校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根据不同的“校规”类型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学术性规则”而言，法律设定的“国标”只是学术的“最低标准”，为教育质量计.freelic）亦为大学自治之核心要素，该自治立法权非因形式法律授权而来，而系基于‘宪法’权力分立之行政保留原则与学术自由基本权所生。”［8］既然大学自治的制度意义在于

2、“学术自由”的保障，从而维护大学作为社会“智慧中心”的地位，那么，大学能否完全拒绝来自国家权力的管制，独享学术及其相关规则的创制权呢？换言之，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学就成为了法律上的“租界”，从而享有了“治外法权”呢？答案是否定的，任何形式的自治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正如没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一样。其实，大学自治不仅受到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内在制约，同时也在一定层面上接受来自于国家的指导与监督，只是以不损害学术自由度为边界。国家对大学自治的监督首先并主要表现为国家立法权的拓展与介入，国家权力与大学自主权之间的冲突，也主要表现在二者对“

3、立法权”的“争夺”。就大学自治而言，完全排斥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是违背现在法治原理的，尽管绝大多数大学事务都应该是自治行政保留规制，但有限的法律保留亦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有限“法律保留”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福利法治国”的深刻影响(注:“自由法治国”和“福利法治国”用语深受葛克昌教授的启发。参见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理念［M］.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48；另外，我国台湾行政法学者黄锦堂亦有“自由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类似划分。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上册）［M］.北

4、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8.)随着“福利法治国”的到来，在以下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家立法权开始悄然介入大学事务，从而有限度的冲破了大学自治不受“法律保留原则”拘束的理论壁垒：其一，为了弥合“知识性贫困”带来的“经济性”贫富差距，对“最少受惠者”而言，教育机会的平等供给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于是，国家透过立法开始检视并干预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入学政策；其二，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激励下，国家特别注重相关产业科研水平的提高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而在对高等教育无“管辖权”的背景下，国家往往通过“隐性途径”即以配套拨款和财

5、政投入为“诱饵”，顺势加强对大学事务的调控能力。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论及该种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联邦对大学资助的诸多影响接踵而来，而且这些影响是巨大的，它们以微妙的、缓慢积累的和彬彬有礼的方式使得自己显得愈加有力。”［9］其三，基于消除种族和阶层差异的考虑，国家往往借助“福利立法”对处于经济弱势的大学生进行有倾向性的社会救济和“转移支付”，从而间接地提升其在大学里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其实，大学自治不受法律保留原则拘束的理论，早已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被现代各国大学法治实践所修正。早在战后初期，德国公法学者乌勒(Ule

6、)就提出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二分的学说，并认为“基础关系”皆属法律保留的范围，针对“基础关系”所作出的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10］。197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司法判例确立了“重要性理论”，强调无论是“基础关系”还是“管理关系”，只要涉及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等重要事项，均适用于法律保留原则，这一理论比乌勒的理论有了更大的进步［11］。（二）“制度性保障”理论的逻辑必然最早明文提及“制度性保障”者，首推德国公法学者沃尔夫（MartinBA学费等64427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7

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费用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554万元，共计8.68亿元，比上年增加32%，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20］。而与此同时，教师和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却频频曝光，不绝于耳。这与其说是教育质量的下滑和学术精神的悖反，毋宁是教育公平最基本底线的坍塌。更为重要的是，完全不受约束的大学自治还会带来封闭性和狭隘性，形成“专业壁垒”和职业惰性，扼杀学术的创造力和先进性。早在中世纪，大学是作为学术行会的形式出现的，行会间的恶性竞争，导致了学术垄

8、断和“学阀学霸”的产生，从而窒息了学术的活力，抑制了思想的进步。也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干预大学自治，让新兴的学科进入课堂。因为这些课程尽管与人类整体利益休戚相关，“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可见，国家立法不是可不可以涉足大学事务，而是介入的限度和范围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传统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