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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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整理国故；胡适；传统；现代；科学　　论文摘要：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者发起的，试图以现代的眼光、观念，清理传统、重审历史、整合文化的一场运动。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以及“整理国故”自身方法的局限，都使“整理国故”陷入困境，不得不偃旗息鼓。本文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整理国故”是一场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由以胡适为首的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发起，主张用现代眼光去重审中国古代典籍材料，赋予传统文化资源以现代意

2、义，再造中华文明的运动。“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立场，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民间化的取向是其具体体现。不过，这场立意甚高的运动在现实中却碰了一鼻子的灰，遭到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内外交困，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环境，认识新文化运动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建设传统的可贵努力，也使我们思考在面对“国故”时到底该用何种态度和眼光。　　　　一、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　　“整理国故”口号一经提出就被守旧派大做文章，趁机重新打出“六经以外无文”的旧招

3、牌，认为经书里才有文章的正宗，西学乃中学本有，不必舍近求远。他们甚至要求小学生读文言写文言，理由是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因为新文化运动者的“整理国故”就是认可了传统典籍的至高地位。这使得国内一时复古气氛浓烈。1922年4月10日周作人作《思想界的倾向》：“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cOm”并预言由此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著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文

4、化之至治。”[1]其后他陆续写了《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经验》、《复旧倾向之加甚》、《国故与复辟》、《国学院之不通》等文章，皆攻击社会上的复古现象。赞同和积极参与“整理国故”的郑振铎也发现，无论怎样界定，不论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只要主张研究国学整理国故，便等于支持旧派。　　纯粹的守旧派尚不可怕，因为他们与“整理国故”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而将保守的观点与西方最新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声音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更大的敌人。一战后西方社会充斥着悲观的幻灭感，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暴露使西方知识界开始反省自身，并重新审视东方

5、文化的价值。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在《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一文中表达如下看法：“中国无论如何扬弃传统中仅为形式主义的部分，仍应审慎，维护它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精神。”[2]杜威、罗素于1920年代初相继访华，皆有类似观点。罗素曾说：“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往者欧洲尽力奖励生产、开发实业，力求物质文明，迨夫今日，破绽毕露，是又欧洲错误之经验，而中国不必效法者。”[3]在“罗素热”风靡全国，学子们竞相阅读罗素的著作，报刊杂志争着刊载罗素的演讲录，连精明的商人们也用罗素之名

6、言大做广告的情形下，这番话的影响可想而知。一些中国人由此重新获得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推出了文化类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是先进程度的区别，而是文化类型的区别。因为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就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保持自身优秀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再去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全盘西化不可取。他们甚至还想用中国文化去救济西方文化，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述：“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他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

7、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超拔”对方的历史责任。[4]一批曾积极从事西学输入的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王国维、章太炎等皆有类似看法。　　这种观点乍一看与“整理国故”者非常相似，可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到底将“国故”当作知识资源还是学术资源。“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

8、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5]两千年来儒家经典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根据，也是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在西方冲击下，儒家经典作为政治合法性根据受到动摇，但中国传统典籍可以成为社会合法性根据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康有为从今文经学中制造改革理论，章太炎提倡国粹，都是著名的例子。而五四时期无论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献抱有多大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