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错位”产生的方法论根源及其消解

《科学中的“错位”产生的方法论根源及其消解》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科学中的“错位”产生的方法论根源及其消解　　1963年，诺贝尔奖得主梅德瓦（PeterMedadash;穆勒。　　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家并不会严格按照归纳方法行事，归结主义的框架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件可笑的紧身衣。对于构成科学发现的思维过程，科学论文给出的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叙事，在这种意义上，科学论文是一种欺骗[3]。　　一、错位产生的方法论根源　　其实，科学哲学家早就表达了这种错位，并为之进行了辩护。1938年《经验与预言》中，赖辛巴赫提出逻辑实证论着名的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区分的观点。赖辛巴赫提出两种语境之分，目的是想表明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发现的语境）与发现后的理论表

2、征（辩护的语境）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他认为科学发现是不能进行哲学分析的对象，解释科学发现也不是方法论的任务，科学哲学只能涉及科学的辩护的语境。这种两分有两个重要的目的：（1）划定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经验研究途径（如科学史、社会学等）的界线。隐藏在这种区分背后的是这样一种基本假设：科学家提出一个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与对该理论的合理性的评价与检验无关。赖辛巴赫的两分的动机是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一种理性的重构，但绝不去思考导致获得这种成果的实际过程。（2）表明没有发现的逻辑，就没有必要对发现语境进行哲学重构。赖辛巴赫还提出了科学哲学的描述性的与指导性的功能。　　描述性功能就是给出

3、知识原貌的描述。描述不仅涉及科学的方法论，也涉及科学的社会学。但为了有别于社会学，赖辛巴赫提出了知识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间的界线。内部关系属于认知的内容，科学哲学只涉及内部关系，社会学则主要涉及外部关系[1]。赖辛巴赫指出对思维的逻辑关系的描述远非思维的实际运作过程，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既有逻辑完备性，又准确反映出思维的认知过程的理论，但其中要排除科学的非认知因素，如社会与心理因素。在一个相容的逻辑系统中，方法论的任务就是去表明思维过程应该是如何发生，而社会学或心理学则关注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哲学关注思维过程的逻辑重构[2]。为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提供一种描述性说明，

4、就方法论任务来说，就是考虑科学实践中的认知方面，并以逻辑秩序的方式重述出来。这种重述为一种理性重构。理性重构的逻辑原理是归纳法。如何让实际的思维过程用归纳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是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共同任务。　　科学家提供最初的思维原型，哲学家改进它，用一种归纳方式重构出科学家的思维过程，从而为科学家提供了表征其思想的理性重构的方法论原则。这种重构会使科学家意识到并改进其实践在逻辑上的缺陷和不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赖辛巴赫的描述性任务显然是非描述性的，而是高度规范性的。因此，这种方法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性功能：哲学家所做的就是为科学家提供一整套意志性（volitional）规范，一

5、套必要方法论原则。科学哲学所制定的指导性原则，可以展现和合法化科学知识，让科学家能对其实际思维过程进行一种理性重构，达到对其科学思想的最佳表征。　　二战后的科学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种区分，它几乎成为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的主导原则之一。如拉卡托斯就把这种区分应用于科学的编史学。拉卡托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方法论是合理重建的历史指导。在科学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能够把科学史展示为体现出各种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历史，从而达到对科学史的一种合理重建。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说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拉卡托斯把其编史学概括如下：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

6、，外部史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所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了非理性的说明。因此，科学社会学就属于病态研究，亦即科学哲学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非理性因素，就移交给科学社会学家去研究，进行非理性的外史说明。劳丹也对知识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劳丹希望社会学家遵守自己的本分，回到与思想史和方法论无关的科学的非认知因素的社会学中。为此，劳丹为社会学家设立了一种不合理原则

7、。按照这一原则，只有那些在给定情况中并不属于理性牢固确立起来的思想，才是社会学要说明的合适对象[1]。这种理性思想史与非理性的知识社会学的分工得到牛顿-史密斯[2]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它可决定一个信念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是否合理。科学哲学内在于科学的方法论之中，这一点界定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被排除在方法论之外的非理性因素之间的界线。　　总之，赖辛巴赫式标准的区分就是把评价问题留给了哲学家，而说明问题留给了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在辩护的语境之中，逻辑规则成为理论成功的唯一评价标准。这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