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业政策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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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茶业政策述论自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研究唐代茶业，文革结束后，研究趋于升温。期间潘忠义、鞠清远、徐方干、傅举有、唐耕耦、张泽咸、贾大泉、鲍晓娜、凌大珽、陈衍德、商岘、李斌城、王洪军、方健、章秉纯、孙洪升等均作过专门探讨，[1]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唐代茶业政策的演变发展阐述不够全面，对税茶与榷茶的区别也认识混乱，因而对唐代茶业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某些认识予以辨别分析仍然很有必要。（一）永泰前的放任私营政策唐王朝建立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唐会要》卷59《尚

2、书省诸司下》虞部郎中条载，大历十四年（779）八月虞部奏，“准式，山泽之利，公私共之者”云云。《唐律疏议》卷26《杂律》占山野陂湖利条亦云：“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其[疏]议曰：“山泽陂湖，物产所植，所有利润，与众共之。其有占固者，杖六十。”可见山泽之利由“公私共之”的政策，是唐政府以式文的法律形式明确确定的，并且禁止地方有力之家占山固泽，打击私人垄断。唐时茶叶产于南方山野丘陵，属木一类的山泽之利。根据有关史料（详见下文），在代宗永泰元年（765）之前，政府并不直接从事茶业经营，对茶业采取了比对盐铁业更加放任的政策

3、，完全听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如所周知，我国是茶树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种茶的国家。蜀汉时期，文献上已有蜀地种茶、卖茶的记载。历经魏晋南北朝，茶树栽培扩展到长江流域，饮茶渐成风俗，茶叶贸易初具规模。进入唐朝后，我国在茶树栽培、茶园管理及茶叶制作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唐德宗时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记载，到玄宗开元年间，由于泰山灵岩寺禅师的提倡，饮茶风俗迅速从南方长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

4、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兼之陆羽等人的推波助澜，“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2]足见饮茶已风靡全国，茶叶迅速成为大宗商品，南茶北运通畅繁忙，茶叶贸易热闹非凡。而这又反过来促使产茶各地涌现出了众多名优茶叶。宪宗元和时中书舍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

5、州有东白；陆州有鸠●；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3]真可谓名品繁多，争奇斗艳。许多名茶还作为商品流入吐蕃和回纥地区。[4]这一切都表明到唐玄宗时期，私营茶业已作为一门新行业迅速崛起，其中还出现了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5]私营茶业的迅猛发展，既是唐代茶业生产水平提高的结果，更是唐政府不加干涉，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的政策的结果。（二）永泰后的官营国有贡茶院有关史料表明，到唐代宗时期，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的政策起了变化，政府开始在某些名茶产地建立起官营国有的贡茶院，专司茶叶的

6、产制和进贡，插手茶业生产。南宋人谈钥所撰《嘉泰吴兴志》[6]保留了湖州（吴兴郡）国有制茶业的建立和经营管理情况。其书卷18《食用故事·茶》载：“自大历五年，[湖州长兴县]始分山析造，岁有客（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可见自代宗大历五年（770）始，政府将湖州长兴县茶山收归国有，禁止茶叶私卖，并于顾渚置官焙制茶，以州刺史、观察使负其责，建立起国有制茶业。同卷还征引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湖州摄长史左文质所撰《吴兴统记》，记述了顾渚贡茶院的发展和生产情况，其文曰：“旧于顾渚源建草堂三十余间，自大

7、历五年至正（贞）元十六年于此造茶，急程递进，取清明到京，袁高、于頔、李吉甫各有述。至正（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亘其间，烹烝涤濯皆用之，非此水不能制也。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还。”《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湖州长城（长兴）县》亦载：“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7]证明贡茶院在代德顺宪四朝时期不断扩大，已具有相当规模，且制茶讲究，郑重其事。据《册府元

8、龟》卷494《邦计部·山泽二》记载，文宗开成三年三月，因湖州刺史裴充卒，“官吏不谨，进献新茶不及往年”，乃“以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玫充湖州造茶使”，一度设立专使负责湖州贡茶，由于宰臣和谏官以为不妥，又诏而罢之。顾渚贡茶院后来曾于武宗会昌中一度弃废，至宣宗大中八年（854），由湖州刺史郑颙奉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