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业政策述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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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茶业政策述论自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研究唐代茶业，文革结束后，研究趋于升温。期间潘忠义、鞠清远、徐方干、傅举有、唐耕耦、张泽咸、贾大泉、鲍晓娜、凌大诞、陈衍德、商岘、李斌城、王洪军、方健、章秉纯、孙洪升等均作过专门探讨，［1］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唐代茶业政策的演变发展阐述不够全面，对税茶与榷茶的区别也认识混乱，因而对唐代茶业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某些认识予以辨别分析仍然很有必要。永泰前的放任私营政策唐王朝建立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唐会要》卷59《尚书省诸

2、司下》虞部郎中条载，大历十四年八月虞部奏，“准式，山泽之利，公私共之者”云云。《唐律疏议》卷26《杂律》占山野陂湖利条亦云：“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其［疏］议曰：“山泽陂湖，物产所植，所有利润，与众共之。其有占固者，杖六十。”可见山泽之利由“公私共之”的政策，是唐政府以式文的法律形式明确确定的，并且禁止地方有力之家占山泽，打击私人垄断。唐时茶叶产于南方山野丘陵，属木一类的山泽之利。根据有关史料，在代宗永泰元年之前，政府并不直接从事茶业经营，对茶业采取了比对盐铁业更加放任唐代茶业政策述论自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就

3、开始研究唐代茶业，文革结束后，研究趋于升温。期间潘忠义、鞠清远、徐方干、傅举有、唐耕耦、张泽咸、贾大泉、鲍晓娜、凌大诞、陈衍德、商岘、李斌城、王洪军、方健、章秉纯、孙洪升等均作过专门探讨，［1］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唐代茶业政策的演变发展阐述不够全面，对税茶与榷茶的区别也认识混乱，因而对唐代茶业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某些认识予以辨别分析仍然很有必要。永泰前的放任私营政策唐王朝建立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唐会要》卷59《尚书省诸司下》虞部郎中条载，大历十四年八月虞部奏，“准

4、式，山泽之利，公私共之者”云云。《唐律疏议》卷26《杂律》占山野陂湖利条亦云：“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其［疏］议曰：“山泽陂湖，物产所植，所有利润，与众共之。其有占固者，杖六十。”可见山泽之利由“公私共之”的政策，是唐政府以式文的法律形式明确确定的，并且禁止地方有力之家占山泽，打击私人垄断。唐时茶叶产于南方山野丘陵，属木一类的山泽之利。根据有关史料，在代宗永泰元年之前，政府并不直接从事茶业经营，对茶业采取了比对盐铁业更加放任的政策，完全听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如所周知，我国是茶树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种茶的国家。

5、蜀汉时期，文献上已有蜀地种茶、卖茶的记载。历经魏晋南北朝，茶树栽培扩展到长江流域，饮茶渐成风俗，茶叶贸易初具规模。进入唐朝后，我国在茶树栽培、茶园管理及茶叶制作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唐德宗时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记载，到玄宗开元年间，由于泰山灵岩寺禅师的提倡，饮茶风俗迅速从南方长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兼之陆羽等人的推波助澜，“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

6、不饮者”。［2］足见饮茶已风靡全国，茶叶迅速成为大宗商品，南茶北运通畅繁怡，茶叶贸易热闹非凡。而这又反过来促使产茶各地涌现出了众多名优茶叶。宪宗元和时中书舍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陆州有鸠•；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黄牙；蕲州有蕲门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

7、焉。”［3］真可谓名品繁多，争奇斗艳。许多名茶还作为商品流入吐蕃和回纥地区。［4］这一切都表明到唐玄宗时期，私营茶业已作为一门新行业迅速崛起，其中还出现了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5］私营茶业的迅猛发展，既是唐代茶业生产水平提高的结果，更是唐政府不加干涉，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的政策的结果。永泰后的官营国有贡茶院有关史料表明，到唐代宗时期，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的政策起了变化，政府开始在某些名茶产地建立起官营国有的贡茶院，专司茶叶的产制和进贡，插手茶业生产。南宋人谈钥所撰《嘉泰吴兴志》［6］保留了湖州国有制茶业的建立和经营管

8、理情况。其书卷18《食用故事•茶》载：“自大历五年，［湖州长兴县］始分山析造，岁有客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可见自代宗大历五年始，政府将湖州长兴县茶山收归国有，禁止茶叶私卖，并于顾渚置官焙制茶，以州刺史、观察使负其责，建立起国有制茶业。同卷还征引北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