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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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一、“城中村”的基本特点　　　　“城中村”是城市规划区内尚未完全向城市转型的原农村社区，是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1]。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边远地区大量土地被征用，城市政府或开发主体为了规避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导致被绕开

2、的村落成为“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行政体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和矛盾[2]。　　可以这样说，“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城乡差别发展战略、抑制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后则又加快推进城市化，以致导致片面的“人口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种亦城亦村的“城中村”具有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又不同于传统农村的显著特点：一是原村集体土地虽然划入城市规划区内，但仍为集体所有，且人均占地面积很少。二是“城中村”的户口性质为农业人口。主体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但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很少，尚未纳入城市居民的保障范围，没有住房、医疗、养老的保障，作为村集体经济——股份公司的股东

3、，私房租金和股份公司分红成为村民基本的收入，这样本村人依赖分红和租金成为“租金食利阶层”，个别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三是在经济发展上，产业结构多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是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城中村”主要是低层次的物业经济，大多数的集体收入均为土地出租费，土地和资源产出效益不高，个人相对较富裕。在集体经济落后的村庄，管理方式落后松散。四是与城市的周边环境不协调，外来人员多杂，流动人口集中，甚至超过本村村民，职业构成复杂，治安、卫生状况等相对较差，形成了很多治安和社会管理隐患。　　上述特点显示，“城中村”虽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已经

4、作为城市的一个社区，但它有明显区别于原城市中的街道居民区，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并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城中村影响了城市化的质量，是城市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由于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改造城中村不仅是实现城市物质形态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是改善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中村”面临着改造、转型的艰巨任务。　　　　二、“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中村”与所在城市的矛盾日益突出，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对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

5、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寄生型、外生式”的村集体经济问题[3]　　“城中村”集体经济以第三产业尤其是纯土地出租、物业租赁为主业，经济收入依赖于房屋租赁收入和土地开发补偿金，是典型的“寄生型、外生式”经济。同时，依靠纯土地出租等外在的经济增长点维持生存，收益量完全依赖物业出租的数量和租金水平，容易受城市政策、物业供给等外在因素影响。村民委员会全面负责村民生活，包括福利以及外来人口管理等，这样的管理模式导致了村民“寄生型”的生存动态和心理状态。由于我国农民缺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低下，他们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十分有限，所以“城中村”

6、村民就业能力低且门路少，成为“客观剩余劳动力”。部分村民靠房屋租赁收入维持生活，甘愿做“主观剩余劳动力”，过“食利寄生”的生活，成为“寄生型村民”。令人担心的是，如此下去，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体的经济活力、发展能力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村民社会保障弱的问题　　由于“城中村”和真正的城市管理是两元体制，从而导致“城中村”和城市管理政策的错位。城市实行的是高补贴、高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享有就业机会及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险与补贴，而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体制下，土地是国

7、家赋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权的滥用(主要是没有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以及没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等，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拥有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失地农民成为既有别于一般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失地农民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4]。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险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社会保险没有建立，购买保险意识也不强，因此，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失去耕地的“城中村”村民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