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茅于轼们的贡献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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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庭宾：茅于轼们的贡献和局限毕业论文昨日，茅于轼先生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斗争》，在自身言论受到很大非议，甚至遭遇很多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茅先生的行文仍是温和而恳切的，这令晚辈真心地钦佩。一个拥有话语权的老人，能够以博客的方式发言，并且发言后不关闭留言板，不删改留言，在受到这么多语言攻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温和而恳切的态度，这是能很多人所不能，这一点就值得晚辈学习。本人一贯反对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这是真理越辩越明的前提。我很欣赏一句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力”。我更激赏鲁迅的名言——“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在一个立体开放

2、的公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说话的权力，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说话的权力，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为自己的利益说话的权力。网络时代为每一个人释放这种权力提供了条件，但与此同时，人们应当尊重自己的这个权力，可以不同意对方的意见，可以指出对方逻辑的错误，可以指明对方的利益立场，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在学术和舆论讨论和辩论中，我反对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同时更反对打着为了社会公众旗号，为国家和人民的旗号，实则图谋某集团或者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因为这就像挂着羊头卖狗肉，则就构成了“虚伪”，或者是舆论欺诈。《道德经》一语中的——“智慧出，有大伪”。虚伪一旦出现，真理必定难以越辩越明，虚伪必定导致视听混淆，甚

3、至情绪对立激变为社会冲突。过去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很多次的辩论，往往没有什么结果，或者争出的结果是——“不争论”。往往不明不白地各走各路，分道扬镳，分歧实际上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其中有大众的语言暴力和精英的虚伪欺诈的双重原因。精英往往会有两个误区，一种是主观上自觉的真虚伪，即明明白白知道自己为谁服务，要获得什么既得利益，甚至是要从别人口袋里夺取合法合理利益，自己很清楚不能直说，一说了就真相大白了，被侵害者就会反对，自然就实现不了了，于是就打着社会公众的旗号，国家民族的旗号，说了一大通所谓非常专业的词语，这些词语往往是社会大众听不懂的，甚至是没听过的，然后就堂而皇之地去游说政策，达成

4、政策目标实现暴利。对于这种真虚伪，大众一开始是不太明白的，如果有所怀疑，也必然被一句“阴谋论”的软刀子割了舌头，或扣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帽子。但久而久之，吃的亏多了，大众就有了越来越强的直觉，但是常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愤怒，难免将这种愤怒转化为语言暴力。换言之，大众即使有语言暴力，其源头常常是某些自私精英的虚伪。基本可以判断的是，茅先生该不是这种人。因为有三个理由：1，茅先生公开了粮食项目的赞助者是福特基金会，如果他是有意为之，就会千方百计地掩饰了；2，茅先生是用了大众都懂的通俗语言，尊重了大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包括不删留言板也是比较坦荡的行为；3，茅先生如此年龄，也确实没有必要

5、曲折地说话，说违心的话，他自然要说他认为的真知。在茅先生的价值观中，他强调市场，制度，富人资本的作用。这些观点，我都是不同程度地赞同。应当承认，当今中国市场的作用尚有待于更充分地发挥，制度建设也应当更加公正、透明、统一、规范，包括一些富人在内的社会积极创造财富的善富力量应当得到更好的保护和鼓励。我们有待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透明高效”有机结合的制度结构，能够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种人群各归其位，各司其责，互相制衡，有效合作和理性共赢。当下中国面临错中复杂的挑战，其核心问题是划分“有限责任政府”、“透明高效市场”和“公正和谐社会”的边界，换言之，是梳理清楚“政府、市

6、场和社会”间的“责任、高效和公正”的关系，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由“全能管制性”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问题是，茅先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过分推崇了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了。在这个方向上，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1，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高级形态，中国要建立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2，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完美形态，中国要拷贝美国式的政治制度；3，西方的文明方式是中国的未来方向，中国要拷贝美国的社会生态。如此一来，就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了。对于这三个观点我都不能同意。1，完全计划管制是错误的，而完全放纵自由市场也是错误的，其结果甚至是反市场的。就像眼前发生在美国的那样，美

7、国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是最接近于“自由”（当然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美国是允许工会集体谈判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高于中国很多——这些都不是自由市场范畴，但茅先生是很少提及的）,金融部分的自由程度高于实体经济；而在金融中衍生品是最自由的，最少监管的。结果呢？恰恰是最自由的衍生品崩溃了，如果按照自由市场原则，美国应该让这些制造衍生品灾难的金融机构倒闭，而不应该国有化，这是典型的借债不用还钱，是反市场的；美国不应该取消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