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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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①]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Frank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②]评论我的《送法下乡》。[③]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④]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⑤]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

2、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坦白地说，我的著作屡屡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司法的影响，包括党组织对某些案件的干预。特别显著的是第一编，我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层面讨论了政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政策对司法制度的各类影响。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通过一个案例，把司法制度在中国基层社会延伸视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下延伸;第二章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分析了法院内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如何干预了司法的运作;第三章审判委员会制度则分析了这一制度的诸多功能，其中包括了各种政治的功能，防止腐败

3、、统一法律适用、有限度地抵制包括地方党委在内的各种地方政治的不恰当的干预和影响，以及运用法院的社会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克服因其他制度的缺失而带来的司法判决的执行难等等。在其他各章，例如第七章有关一个通奸/强奸案的分析，第十章中有关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分析，以及最后关于社会调查中的权力流变，也都有大量的有关司法与政治的分析。我的这些分析肯定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我也没有事先征求阿帕汉教授或其他外国教授关心哪些政治问题，即使征求了，也不可能在一本书中满足他们的各种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预期;此外，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政治这个范畴涵盖面太广，而主要面对中

4、国读者，作者是有而且应当有特权的，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我的标准是，这些政治对于本书的基本命题是否重要、是否有学理的意义。有鉴于这些考量和自身的学术能力，本书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未能达到阿帕汉教授的预期是必然的，但若是说此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却至少是言过其实的。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声称，其实每个比较清醒的写者写作时心中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或未言明的预期读者群，并且这个读者群一定会制约他的写作和表达。没有为了全民的写作，也没有完全私人的写作。即使是最个体化、个性化的写作，只要作者还是打算让人看，这就是一个社会行动。哪怕是足

5、不出户，写作过程也始终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只是当作者全力顾及他或她自己心目中的读者群时，有时就很难兼顾那些未注册的读者;他或她的写作一定会省略相当数量对于预期读者完全没有必要的背景知识。这两个读者群有时也许会重叠;但更多时候两者之间文化背景跨度或差异很大，这时作者就会遇到学术交流上的麻烦。这不是说未注册的读者就不可以质疑了。完全可以，因为作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这时对作品的批评已经与作者无关，而只与批评者自己有关。鉴于《送法下乡》主要是针对中国读者的。而阿帕汉是一位我未曾有幸谋面的美国法学院教授;他之前的研究领域与该书相关的主要是日

6、本;他曾访问过中国数日，却不曾对中国社会有过第一手的研究;甚至，在书评中，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有意义的同类经验研究，细致入微地展示中国基层司法制度运作中的政治，而更多是展开了他的合理想象和推论。[⑥]显然，他与我的预期读者背景文化差距很大。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对阿帕汉的批评做出某种程度的回应，主要理由不是阿帕汉教授对我的著作有任何新的洞察或对中国的法律研究有什么贡献，而是他的一些方法论错误在当代西方的诸多中国观察家中非常典型，并且在中国也很有影响;而这些错误暴露了一种深厚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偏见是西方的法律自治和法治理念的道德权威性

7、的核心。换言之，正是这样一些类似的错误对过去一些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促使我撰写了这篇论文。　　是论文，而不只是对阿帕汉教授之批评的一个回应，因为本文是我对中国司法制度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的比较系统的表述，回应阿帕汉的书评不过是得以表达这一思考的一个契机。我想真正回答的是当代中国(仍然是中国!)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司法制度时经常遇到却常常不得不回避的一个真正困惑：中国政治是否造成了当代中国司法的异端?本文试图表明，中国政治确实塑造了中国司法，但中国司法并不是一个异端。而正是这一点，才是推动我撰写此文的真正强劲动力。　　二、区分有必要吗?　　

8、尽管阿帕汉批评我的著作看不见政治和政治力量;但他同时也承认，至少是隐含地，我在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分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政党、行政以及其他，对中国基层司法运行的影响。从逻辑上看，这两个命题不能同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