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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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R.McNeill）在谈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时，对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人口、农业、水利、渔业、森林、牧场以及其他方面的"丰富讯息"印象极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要用文字记录来重建环境史，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因为"在非洲、大洋洲、美洲以及亚洲的大部分，除了最晚近的时期以外，对其他时期有兴趣的历史学家们必须依赖考古学家、气候学家、地质学家、地质形态学家等等之工作"，惟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可扮演较重要的角色"。（[美]约翰·麦克尼尔：《

2、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53-54页）不过，就麦克尼尔在此处似乎并非有意遗漏掉的中国灾害史研究来说，这一论断似乎只说对了一半。至迟从中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史书《春秋》算起，中国之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述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数量之巨大、类型之丰富、序列之长、连续性之强，的确是世界环境史资料宝库中绝无仅有的。然而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仅就国内学者而言，迄今也不曾像麦克尼尔所说的那样"扮演较重要

3、的角色"。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业已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做的贡献殊属微薄。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近几年来历史学家们如何地急追猛赶，历史学家的长期缺场以及由此造成的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倾向"，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所谓自然灾害，顾名思义，即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如果只有自然力量的变化(成灾体)而没有人类和人类社会(承灾体)，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而且自然力量的变化，一方面固然导源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或演替过程

4、--这种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不可忽视的突出因素；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或加剧的，愈趋晚近，这种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作用也愈来愈大。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这两种因素作用于人类社会时分合交错的产物，体现了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紧密结合。而对其造成的后果，也应作如是观。　　自然灾害的这种双重属性，本质上要求人们在对它进行研究时，只有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透过灾害这一极端事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趋势做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诚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领袖伊懋克在论述人

5、与瘟疫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参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第9-10页）。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如泥捏的"冤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　　事实上，在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孕育期和诞生期，这两大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不像现在这样分野鲜明。远在19世纪晚期，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陈炽，就曾经从历史上森林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南北两地的灾害频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

6、后，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各个不同专业的许多学者，开创性地运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气候变迁和地貌变迁，以及环境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民族心理的影响，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基础的灾害学理论和灾害史研究框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竺可桢和邓拓，此外还有潘光旦先生。作为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对中国水旱灾荒进行具体研究的开创者，（参见张其昀：《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上），载《地理学报》第2卷第3期，1935年9月）

7、竺可桢先生从研究伊始即特别重视人类活动在灾害形成中的作用。（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而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系统地分析中国灾荒问题的奠基人邓拓先生，在其于1937年完成的"抗鼎之作"《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虽然对有些学者用日中黑子等天文现象来解释地震等灾害形成的原因表示怀疑（邓拓着：《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但并没有妨碍他去借鉴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至于中国人文生物史观的创始人潘光旦先生，则以近代生物进化论为基础，融合历史学、地

8、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从灾荒的角度切入，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别具一格的研究。（参见潘光旦着：《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他指出，"环境（即自然环境）、民族与制度是一个不可分的三角关系的三边"，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三角关系是不宜一刻忘怀的"。（潘光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