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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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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能改善效率吗?张军尽管“腐败”是个法律术语,具有明确的非法性质和价值指向,但在很多人眼里,经济学家似乎总比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更能容忍“腐败”的行为。这不难理解,因为,(正统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一直有重实证分析而丢弃价值判断的传统。而且,如果“腐败”行为在一些条件下的确改善了效率或克服了一些效率的障碍,岂不是真有立功的表现?果真如此?在我看来,对经济学家的这般看法其实是一个错觉。这是我在17年前对大量研究文献梳理后得出的结论。当年,为了写一本关于特权的经济学分析的书,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涉猎关于“腐败”的研究文献,试图澄清这类误解。我就想弄明白,在政治学或法律之外,到底经
2、济学家如何给腐败(贿赂)行为下定义?还有,经济学家可以把“腐败”很好地纳入市场价格体系的分析框架吗?或者干脆说,可以有一个“腐败”的价格理论吗?对于后两个问题,我得到的答案是“yes”。回想起来,当年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是很享受的。是的,当我每天钻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和阅读相关的论文和著作时,惊喜总是不断出现。在寻找到的论文当中,我最喜欢的论文是GaryBecker和GeorgeStigler的“法律的执行、渎职与执法者的报酬”(1974)。这篇论文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揭示出这样一个你几乎不可抗拒的逻辑的力量,使得你不得不相信,政治和法律行为并不特殊,它们
3、与经济行为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内在逻辑。这是经济学家在更早时期的一个重大发现,而且因为这个,经济学分析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扩展获得了成功,“公共选择理论”和“经济学分析法学”(或“法和经济学”)也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这表明经济学家在上世纪50-60年代对政府管制的经济分析以及在普通法领域内应用经济学方法的尝试是富有成果的。这一切都意味着用经济学分析腐败顺理成章。很快,我就找到了把腐败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我特别要提到的是SusanRose-Ackerman在1975年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杂志》上的“腐败经济学”一文,基于这个论文,她于三年之后出版了著作《腐败:政治经
4、济学研究》(1978)。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关于经济学分析腐败的著作。拿到这本书,我急于想看到经济学家是如何给腐败下定义的。让我们看看Susan是怎么做的吧。她是把腐败行为(她把腐败等价于受贿)置入一个“委托-代理”的框架。这不难理解,分权决策结构、组织上的等级制和逐级代理是我们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技术”。在这个“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她定义了“腐败”:如果一个第三方想以贿赂手段(即非法支付)来影响代理人的行为,而且这笔钱未上缴委托人,不管委托人的目标和利益是否因此受到伤害,“腐败”就发生了。用她的话说:“我的注意力不局限于那些与委托人的目标有冲突的支付,也不局限于那些
5、被正式宣布为非法的支付。相反,我指的是,所有未上报上司而由代理人收受的支付。不过,许多第三方的支付确是非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称它为‘腐败’”。在这个定义里,非法支付是腐败的关键词。因为,第三方的支付并不一定意味着委托人的目标受到了损害,甚至可能增加了委托人的利益,就好比我们给服务员(代理人)一点小费,并未损害委托人(老板)的利益,相反会改善服务的质量,让顾客满意。但支付小费不是非法的,所以这种支付行为不算是腐败。顺便说一下,支付行为的合法性与非法性的问题是政治学分析腐败的核心内容。那个时候我在JamesC.Scott的《比较政治腐败》(1972)一书里就注意到了,而
6、Susan显然不愿意轻易抛弃这个关键词,毕竟腐败根本就是政治(和法律)问题。查阅文献时我发现,在Susan之前,1967年6月号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曾发表了JosephNye的“腐败与政治发展:成本-收益分析”。Nye也是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定义腐败的,但他定义的腐败远远超出了“非法”的范畴。他把腐败定义为:由于考虑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或者是违反那些旨在反对谋求私利的规则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Nye的定义比Susan要广泛,因为Susan的定义只限于“非法支付”,哪怕该支付符合委托人的目标和利益。另外,在Nye的定义里,
7、腐败是对正式的职责和规则的偏离行为,这似乎也已包含了“非法”性质的含义。所以,在腐败的定义问题上,合法与非法似乎成了一个关键的区别。如果脱离既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一笔支付是否“合法”并不重要,特别是当这支付确能改善“效率”时。但如果一笔不合法的支付真能带来“效率”的改善,那最好将这笔支付合法化。问题是,一旦划定了合法的边界,合法与不合法就有非常不同的经济含义了。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的存在给当事人的行为带来一个隐含的价格,因此,必然影响这个当事人的选择。举例来说,把一笔支付界定为非法,显然会降低代理人收受这笔款子的“勇气”,因为法律的界定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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