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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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之路陆建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在一个华人移民社会里，第一代移民勤扒苦做，其动力往往是来自对下一代的希望。下一代人如何改变命运？途径只能是教育。自然资源贫乏的新加坡如何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途径也只能是教育。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交汇到一个点上，由此可以推知，新加坡人对教育的重视是一种必然。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对新加坡人来说，不论种族、宗教或语言，我们必须让有天赋才能的年轻一代接受最高的教育，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新加坡推行的是精英教育。其理念是，让优质教育资源首先满足优质学生，以使教育效益最大化。为达到这一目的，新加坡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要经过四次分流：小学四年级分流一次，根据成绩把学生分成好、中、差三类，分别上不同的班；小学六年级毕业会考，再分流一次，优秀学生进入“特选班”和“快捷班”；到中四或中五学生参加剑桥“普通水准”（Ｏ水准）会考，根据成绩决定是进入初级学院还是大学预科；最后参加剑桥“高级水准”（Ａ水准）会考，成绩优异者方能升入大学。经过这层层选拔，最后升入大学的都称得上是精英。对考试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国家发给奖学金，并送到哈佛、剑桥等世界名校深造，回国后作为政治领袖人才培养。新加坡前任总理吴作栋、现任总理李显龙，都是这种教育制度的产物。   在精英教育体制下，新加坡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有点像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一个学生如果想上好大学，一口气都不能松，而且只以考分论英雄，学生及学校间的考分竞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近些年来，新加坡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经过连续多年大刀阔斧的改革，新加坡的精英教育已经被“发掘每个人才能的教育”所取代。   新加坡教育体制上的巨大变革，是在前教育部长尚达曼的主导下完成的。今年５０岁的尚达曼曾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总裁，２００１年任新加坡贸工部政务部长兼教育部政务部长，２００３年任教育部代部长，２００４年任教育部长，２００６年任教育部长兼第二财政部长（财政部长一职由李显龙亲自兼任）。今年３月，尚达曼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新加坡现任政府官员中，人们十分看好尚达曼，认为他是有希望出任下届总理的人选之一。   从２００３年主政教育部起，尚达曼就着手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他说：“教育部要做到无论哪里有人才，都要确保他们能获得全面栽培。”他认为，除了学业成绩优秀者，还有其他不同才能的孩子。现在的新加坡需要各种各样能力的人，因此要努力把每个孩子的才能发掘出来。过早对孩子分流，不利于孩子才能的发展。要通过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多种机会，为国家培养多方面的人才。新加坡教育部网站上明确写着：“教育部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发现他们的才干，并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潜能和今后对学习的持久热情。”这一目标，反映了新加坡教育的新理念。   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尚达曼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２００３年，教育部成立“排名检讨委员会”和“检讨大学入学标准委员会” ，在这两个委员会的指导下，修改了大学新生的录取标准和对中小学的排名指标。在大学新生录取上，降低考试分数的比重，给大学更多自由挑选学生的余地；在中小学的排名上，打破唯分数论，增设“成就奖”、“持恒成就奖”、“最佳治校奖”、“国民教育奖”等指标，使排名指标多元化，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各个学校的表现。这两项改革，实际上改革了教学指挥棒，把学校和学生从考试成绩中解放了出来。２００４年，推行“少教多学”的理念，改“学校排名榜”为“学校成就榜”，推出“学校专长项目计划”；取消大学入学的学能评估测验；对小四分流进行改良，减少对学生的分类。   ２００５年，把所有小学一年级每班的学生人数，从４０人减少到３０人；设立“海外姐妹校基金”，鼓励学校和学生走出去。   ２００６年，设立“进取基金”；初级学院加入“直接收生计划”；５所理工学院为４４所中学推出３７项“高级选修单元课程”；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从法定机构转为非盈利企业机构，进一步提高了这两所大学的自主性。   ２００７年，开办“北烁学校”，专收小学会考多次不及格的学生；理工学院推行“直接收生计划”；拨巨资提高教师待遇，为所有学校兴建室内体育馆，支持更多学校发展艺术、体育、数理专长项目。今年，废除小四分流，代之以“科目分班”；每年拨３．８亿新元，推出“教师   专业和个人发展配套２．０提升版”；推出私校教育法案……到２００９年，达到小一生２５％能上大学的目标。   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总的是要把学生从沉重的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努力改善教学和师资条件，通过多元化的教学，鼓励特长教学、专才教学，以更好发掘学生的才能和潜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尚达曼指出：“衡量教育制度成功与否，最终要看我们的学生是否有能力应付世界的挑战，是否具备了做好公民的素质，是否具备雇主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这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   可惜的是，素质教育在中国提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如果我国的高考招生指挥棒不改变，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便无从谈起，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学还会愈演愈烈。新加坡从改革中小学排名和大学招生入手，使教育改革不断取得突破。同时，新加坡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新加坡２００８年的政府预算中，教育支出仅次于国防开支，达８０．４亿新元，占财政总支出的２１．５％。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我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强大的财政支持，为教育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加坡教育改革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国外课改：新加坡教育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处在中小学攻坚与全面推进阶段，高中处在试点及逐步推行阶段。江泽民同志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创立一百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密切关注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在继承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下面谈谈笔者在新加坡及国内教育考察的体会与思考。 一、新加坡双语教育与分流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新加坡是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四个种族群体组成：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一些欧亚等人种，其比例大致为75:15:7:3。双语教育为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基石，对新加坡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加坡实行的是三向分流的双语教学模式，即把双语教育运作过程与分流结合在一起的新加坡式的一种双语教学模式。其基本精神是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用于学习绝大部分课程，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更好地去了解、认识世界，分享世界的资源；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这些母语主要是语言教育课程，其目的在于理解民族文化的价值，保持传统，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国家。新加坡的英语教学绝大多数是从幼儿园开始的，使用美国或加拿大出版的启蒙教材。学前准备阶段招收年满5周岁的儿童，学制为1年。学前准备阶段是为部分儿童进入10年制的特别辅助计划学校的中小学及小学的正式教育阶段做好准备而设立的。强调以交际为主，提倡发展儿童智力，启发逻辑思维，培养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能力。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又与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分流教育具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小学分基础（一至四年级）和定向（五、六年级）两个阶段。四年级末举行第一次分流（即小四分流）考试后进入定向阶段，学生可自行选择修读三种语言源流课程中的一种［Englishandmother-tongue,EM］：①EM1班的学生所修读的英语和母语均为第一语文程度，属于高级水平；②EM2班的学生所修读的英语为第一语文程度，母语为第二语文程度，属于中级水平。它又可以分为两个次语言流：EM1(E)和EM2(MT)。学校有权力确定学习英语和母语都有困难者必须进入次语言流学习；③EM3班的学生所修读的英语为第一语文程度，母语为第三语文程度，属于基础水平。定向阶段的六年级末，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小学毕业考试，即小六会考，合格者进入中学阶段。根据考试成绩、语言能力和兴趣，学生分别进入三种课程学习：①“特别双语课程”约占总体学生的10％；即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可以兼修两种语文，用四年时间完成中学学习任务，英语和母语均维持平等的“第一语文”程度，四年结束时参加英国剑桥“N”水准考试；②“快捷双语课程”，约占30 ％以上的学生；他们兼修两种语文，用四年时间完成中学教育，但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四年结束时参加英国剑桥“O”水准考试；③“普通（学术／工艺）双语课程”占40％以上的学生，他们兼修两种语文，用五年时间完成中学教育，四年结束时参加英国剑桥“N”水准考试，其中成绩优异者，五年结束时参加英Ｎ国剑桥“Ｏ”水准考试。参加剑桥“Ｏ”水准考试的学生，根据成绩，将有机会进入初级学院（大学预科，“Ｏ”水准考试成绩较好）、理工学院或工艺学院继续学习。而参加剑桥“Ｎ”水准考试的学生可以选择进入职业学校或工艺教育学院继续学习。两年结束时，学生将参加英国剑桥“Ａ”水准考试，考试成绩将决定学生是否能进入大学深造。中学前两年主要教授基础科目，包括英语、英国文学、母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艺术和手工、设计和技术、经济学和品德教育。从第三年起，学生可根据兴趣选修文科、理科、商科或工科的专业课。对工艺和商业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进入理工学院，成绩优异者也能在毕业后进入大学深造。工艺教育学院则为通过“Ｏ”水准考试得学生提供多种的高级职业课程。分流不是甩包袱，而是学校根据学生的智能、特点，进行恰到好处的培养教育。1995年，新加坡把这三级分流的教育方式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确定下来。二、新加坡华侨中学的课程改革新加坡华侨中学在陈嘉庚先生倡导下于1919年3月21日成立，办学目标：融合和沟通东西方文化，建设全世界认可的世界一流的学校。华侨中学实行双语教学，是新加坡一流的学校。１.华侨中学课程改革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从2004年开始，华侨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将重新合并，开设综合性直通车课程。华侨中学的初中生将不需要参加初中会考而直接进入高中课程（大学预科课程）。 华侨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分别担任中学教育和大学预科课程的教学任务。小学分流中的学生只有３％的顶尖学生才能进入华侨中学就读，能够进入华中初级学院的学生也是凤毛麟角。国际部的学生（收费）一半来自新加坡，一半从世界各地，以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学生为主。一流的生源、师资和教学设施，为华侨中学的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以前，华侨中学的学生必须参加英国剑桥的“Ｏ”水准考试，这相当于中国的中考。考试压力严重挤压了活动课的开展。这种应试教育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华侨中学是教育部7所直通车综合课程改革实验学校，即让学生免考“Ｏ”水准会考、直通“Ａ”水准会考。华侨中学学生和南洋女子中学的学生可以免考直接进入华中初级学院学习，实行男女混合班制。考察期间，在与一位初二从广州到华中学习的学生的交流中了解到，与国内学习相比，在华侨中学学习，课堂比较灵活，不像国内那样死板，压力不会太大，下午1:30后参与社团活动（每个人必须报一项），感觉这里的教育比国内好。实施直通车综合课程以后，华侨中学的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活动类的课程得到进一步加强，学生社团活动非常活跃。处处可见学生的美术、书法、雕塑、陶瓷艺术、建筑设计作品，既营造了校园文化氛围，也激励了学生参与创作，学生的体育和文艺活动开展广泛而且水准很高。如体操、乒乓球、足球、篮球、垒球、棒球、网球、游泳等课程，学校有专门的场所。艺术社团有规模宏大的弦乐团、华乐团和戏剧社。学习活动中要求的创造性对学生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学生的各科成绩都包括口头表达、书写表达、专题研究和测验考试等几个部分。考试在学生成绩中的比重不会很大，平时课堂中的口头表达和书写表达，以及参与专题研究的能力是评价学生的主要依据；学生也不必门门参加，平时成绩好的学科可以免考；在这种评价制度下，教师与学生平等互动，学生课堂合作、讨论、交流踊跃；课余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课题研究受到特别重视，学校不断改善实验条件，设立各科的学习和研究中心，鼓励学生参加创新活动；图书馆对学生自由开放，并在图书馆设立专门的专题研究室，便于学生查找资料和进行团队讨论。２.管理特色 学校管理体现了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理念。华侨中学主要依靠校长委员会领导下的三个常设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些委员会分别是：行政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和后勤委员会。日常的教学管理，则由四个共识联负责。共识联是学校管理的基本单位，全校共有四个共识联。每个共识联都包括中一到中四各个年段，共识联在共识联主任的领导下工作，教师不能在共识联之间随意调动。共识联的设置，有利于团队精神的培养和开展校内竞争，提高教学质量。３.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体现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理念。教师面向全世界招聘，招聘过程非常严格，经过1年的试用期，如果合格则是终身聘用。学校认为一年一聘不利于教师的成长，不利于教师的身心健康；加强学术交流是教师继续教育的共同趋势，如何面对和适应新课程是全世界教师面临的共同课题。1999年以来，每年有1/4的教师被派往海外学习并和世界一流的学府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到中国大陆考察访问；邀请世界著名学府帮助培训教师，和西澳大学合作在本土开设硕士学位课程。争取在5至10年内，让全校教师最少拥有硕士学位；他们认为华侨中学要成为世界级的学府，必须重视科学研究，而进行科学研究教师要先进修。学校开始实施学习和研究中心计划，已经完成了光子学实验室、生物科学学习研究中心、财贸学习研究中心等计划。三、新加坡教育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国际课程促进协会和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世界课程大会，华东师大课程所所长钟启泉教授在大会做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问题与行动》的演讲。他指出，中国内地正在开展从“控权”到“赋权”，从“大一统”到“多元化”的新型课程文化的创造。由于旧有课程文化所造成的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和陈规陋习，目前，课程改革面临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主要有：1.重点中学政策问题。今天，重点学校的幽灵还在中国大陆游荡。在课程改革时代，“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应当是基础教育责无旁贷的使命，因此，重点学校政策必须休矣；２.教师专业化的定位问题。教师专业化建设正经受着“工程化”驱动“专业化”、“行政化”驱动 “专业化”、“技术化”驱动“专业化”的干扰和支配；３.研究性学习的困境。现行的研究性学习思路封闭、内容干瘪、混淆视听，存在功利主义与精英主义、知识主义与技能主义、活动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新加坡双语教育与分流教育相结合的成功是新加坡的综合竞争力走在世界最前列的的基石之一。中国的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施全民素质教育，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提升在全球的竞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单从这一点来看，双语教学与分流教育相结合的成功做法有必要在教育改革实施中进行探索。（一）示范高中的办学应明确高素质的精英教育的方向１.精英教育的成功与否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从中国教育的国情出发，示范高中总量、质量要从严把关，作为优质教育资源应全力以赴办好高中，与初中部彻底分离，而且要国家扶持，让社会每一个阶层的最优秀学生不分贫穷、富有，都有平等地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应杜绝将示范高中作为“摇钱树”，搞变相创收或成为政府“减负”的基地。中国在这方面也不乏成功的探索。笔者于2002年参加福建省2001年省级教科研课题阶段研讨会期间考察福州八中时，福州八中作为福州最优质学校的代表，从1998年开始创建示范高中时，与初中部脱钩，高中每一年级从8个教学班扩大到14个班，只有少数缴费生，实行学分制，包括必修课与门类齐全的选修课，2002年就达到112门课程，研究性学习颇具特色。２.精英教育应面向未来，走向世界。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的三个面向可以说是站在世界的视野来关注中国的教育发展。精英教育的目标应定位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示范高中如何适应这一要求应努力探索，使精英教育面向未来，走向世界。下面以石室中学的成功探索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2003年厦门市“十五”首期校长提高培训期间，在考察四川石室中学时，深深体验到精英教育是如何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成都石室中学是中国名校，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学（汉代），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英才辈出，包括前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六位中科院院士。王绍华校长说：“ 重点中学出成绩是一种必然，这是政府大投入与政策倾斜的结果，升学率的100％应不是目标，这是规定动作（姑且用体操用语来打比方），还应有自己的办学特色，我们有自己的自选动作，在实验性、示范性、开放性上下功夫。”石室中学的办学特色：（１）高中实行学分制，包括必修课与门类齐全的选修课，修完学分可提前毕业，可提前参加高考；（２）进行双语教学，除英语外，各学科每周开一节用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课，提高学生各科的英语水平，体现了名校办学面向世界的理念；（３）与国外名校进行师生交流，已经实行了17年。第3条确实很有特色，学生进了石室中学，等于取得了到国外名校就学的通行证，外籍教师来校任教，校内教师到国外任教，为期各一年，使得双语教学能够落到实处。因此，学生的外语能力特别突出。在高三毕业班中，就设置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留学班，毕业后直接到国外上大学，并设有“国际交流部”直接开展国际交流事务。３.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为高素质的精英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高素质的精英教育需要高校招生制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否则，应试性的精英教育将难以改变。在这一点上可以参照欧美著名学府的做法，划分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进行单独招生考试，不仅考查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加强综合能力的评价和考核，使示范高中的教育真正走向高素质的教育。（二）进行双语课程教育的可行性探讨石室中学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示范高中进行双语课程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对于其他高中和初中实施双语教学的可行性是存在的，比如采用原版教材开设科学课程选修课，如美国最权威的研究性学习教材《科学探索者》可采用原版与中文版相结合的形式，但其中很重要的条件是对教师的培训。（三）其他高中和全部小学、初中应走向全面的素质教育精英教育固然必不可少，但一个国家全民素质的提高更多的要依靠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而我们目前是所谓的“精英教育”是牺牲大部分学生的素质教育为前提，即所有的中小学都在全力以赴地培养“精英”。培养出来的所谓的“精英”的“品质”还是会考试，其他素质是很难令人乐观的。 从均衡发展的观点来说，高中除示范高中外不再评级，初中、小学也不应有示范、达标的评定。因为这些评估经常以教学成绩作为主要杠杆，使参评学校更加追求功利，因为追求升学率是所谓的社会效益和办学效益最直接体现。而真正的课改的核心———课堂教学改革和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只有小部分学校、小部分教师在做，总让人觉得新课程理念很难大面积付诸实践。针对学校的各项评估不仅重复，而且要应付很多教育以外的评估检查，浪费了时间，占用了学校有限的资源。所以基础教育应走向全面的素质教育，否则中国的素质教育可能要走很多弯路，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都是巨大的。综合实践的课程应引起重视并得到进一步加强，校本课程应在活动类课程下工夫，让学生社团活动面向全体学生，积极的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四）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推进素质教育教育过程，从知识、能力层面来说，是一个不断产生学习层次差异的过程；学生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发展，从考试层面来看，成绩衡量的只是知识、能力。以分数为唯一杠杆作为中考、高考的招生依据，是新课程实施，推进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我们正在探索考试改革以推进新课程，推进素质教育，同时应借鉴新加坡及欧美教育中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考察，新加坡高中招生就很重视学生社团活动能力评价及各种竞赛、比赛情况的参考。在应试还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素质教育往往成了一种附属品，追求考试成绩往往成为一所学校快速成名的捷径，教育往往丧失其最核心的价值——为人的终身发展服务。新加坡应试的成分很浓，但新加坡的分流教育体现了教育更关注人的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发展，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笔者通过对比，对新课程背景下的教育改革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六年级末进行第一次水平考试，对小学进行评估。进行市级统考，考试科目为语文、英语和数学三门功课。成绩作为对初中教学评估的参考依据，使初中教学评估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义务教育阶段从中学八年级末进行第二次水平考试，也是对初中的第一次考试评估。进行市级统考，考试科目为语文、英语、数学、科学、社会，考试成绩占90%，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约占总成绩的10%。根据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合理分流：（１）其中成绩相对较差的约占20%的学生八年级考试后不再升入九年级。因为从知识、技能的角度来说，这些学生升入普高的机会微乎其微，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２）10%的优秀生进入示范高中预备班（一年），有利于更全面的发展，以后直升本校高中；（３）其余学生，到九年级参加中考。第三，义务教育阶段中考，也是对初中的第二次考试评估。进入九年级的学生，中考为市级统考，考试科目为语文、英语、数学、科学、社会；中招时，考试成绩占90%，综合实践活动占10%，可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突出引导学生培养自身的综合素质，提供考核和竞赛的机制，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第四，高中招生及教育。采取示范高中在一定区域内学生自主报考的办法，在八年级完成招生。九年级学生参加示范高中以外的普高招生统一考试。不仅考查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加强综合能力的评价和考核，使一般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新课程实施是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但新课程的实施如果在教育资源配置、考试评价、师生评价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那么新课程必将产生城乡之间、优质校与一般校之间更大的两极分化，应试教育对教育健康发展的毒害将产生嬗变，使素质教育进一步被扭曲，那么我们的基础教育很难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发挥积极的作用。日前，国内媒体竞相以显要位置报道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表态：高等教育收费不能再提高了！作为论据，张保庆板着指头“计算”了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弟上学负担之重。国民平均收入是衡量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重要指标之一，现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内地3个农村农动力的纯收入才够支付一个大学生的学费。   　　张保庆提出观点同时披露的一组数字可能为人忽视，却传达着重要信息：2003年，全国高校教育收费400多亿元，而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为700多亿元——以此粗略计算，学生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已高达35%左右。即使按照富裕国家现阶段通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摊原则，这一数字也惊人的高，大学还有什么理由再上涨收费？　　观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以及“收费大跃进”与“教育(全盘)产业化”被用作口号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遏制教育乱收费必须清除“教育产业化”流毒。教育部看到了内中的厉害关系，不愿为“态度不明确”而“背黑锅”，近期多次表示反对“教育产业化”概念。　　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概念需要厘清内涵与外延，否则概念本身会变得含混不清。“教育产业化”或是蜕变成了行政部门和学校乱收费的借口，或是沦落为了地方政府与投机商人合谋套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如圈地造“大学城”)，究其原因，核心在于缺乏基本的界定，没有厘清(甚至故意不提)教育的那一部分可以“产业化”，以及如何产业化。　　譬如，针对企业产权所有人和经理人的EMBA教育自然可以产业化，却不能用它“偷换”教育这一概念；面对西方留学生的大学对外汉语教育不妨产业化，但当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学生时，是不是要产业化，就需要斟酌了。　　教育的一部分可以服务产品化，但依据关于国家一般功能理论，以及文明发展史经验积累，显而易见，其可产业化比重很小。采用排除法，所谓的“普通教育”，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包括让劳动者提高技能的一般职业教育，均属于不能产业化的范围——如果“普通教育”也进入市场交易，岂不是对国家功能理论的颠覆？“教育产业化”再往前进半步，就是政府职能“产业化”了，实在荒谬不堪。　　令人脸红的是，围绕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问题，一段时间里，国内一些机构和个人为利而忙，竟然展开了似是而非的鼓吹，还时不时邀请外国专家参加“讨论”，可谓洋相出到国际上去。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产业化”伪问题就冒了出来，结果，发言的亚洲著名大学校长们展开了谆谆教诲，一致反对把大学搞成商业机构。有新加坡大学校长讲得比较客气(另一种理解是“转着弯骂人)：新加坡教育对本国国民不搞产业化，只对外国留学生搞产业化，不过教育部门和学校不管这事，由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管。 　　如果说转型国家面子事小，那么，严峻的现实是，“教育产业化”作为掩盖物，之下的“收费大跃进”已严重破坏社会公正。按照公认的教育成本分摊理论，除法定的基础教育，教育成本可以分摊一部分给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时至今日，对于大学收取一定学费，国内绝大多数公众心理上已能接受。问题症结在于，仅仅经过很短的时间，国内大学收费标准“大跃进”到了离谱的程度。具体到高等教育，全体国民中产阶级化的美国执行收费不超过成本25%的比例。今天，虽然没有任何机构出面提供国内大学教育成本的真实数字，但也没有任何人敢说收费不到成本的25%。　　有关高等教育成本分摊问题，鼓吹“教育产业化”的机构和个人完全可能提出其他数字，证明增加公众个人负担的“合理性”。诸如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旺盛，扩大办学规模需要建设投入，某校本年度化掉了多少多少亿等等。但是，教育与大学总得讲点道理吧！连发廊经营者也明白，基础设施设备投入是按照折旧摊算的，扩大大学规模的投入能够分摊即期学生吗？　　更需要看清的是，今天的教育成本已经和一些经营性垄断行业成本一样，当事人根本不愿意公开，甚至连计算清楚，自己心中有数的兴趣都没有。与此同时，种种证据显示，国内大学教育成本呈现“一高一低”背离特征，“一高”是冗员众多、成本虚高。最起码，无论是与当下发达国家大学比，还是与近现代史上中国大学比，今天国内大学行政人员数量十分庞大，而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大学人事体制改革举步为艰，行政体制改革更是殊难进行。“一低”是学生享有的教师资源、学术资源、硬件资源配置不足，实际发生的成本低下。　　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教育的效率尽可以讨论，包括实行高等教育市场定价，全额收费同时，由政府财政直接支付分摊费用给特定人群等等。对之，西方国家己经讨论了几十年、上百年。但无论怎样辩解，“教育产业化”本质在于商品化，脱离不了收回成本并牟取利润套路，于教育的绝大部分领域，是异想天开而不能成立的。更由于现实中“教育产业化”混淆视听，已是乱收费代名词，这一口号必须废止；现行高等教育收费已经高得离谱，必须调整成本负担比例，并加快大学体制机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