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国悲感文化的文学渊源【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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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诗经：中国悲感文化的文学渊源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一）当前研究动态综述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提到：作为文化意识之一部分的悲剧意识，只要是成熟的都有自己的形态、结构和内容，它的载体是文学艺术。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由于中国文化以诗文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在典型地反映悲剧意识上，则为悲诗。中国悲剧意识一开始是日常悲剧——《诗经》。两千多年来反复出现的日常悲剧意识几乎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原型。而《诗经》中的诸悲剧意识能成为一种文化的悲剧模式又赖于后世的接受、充实、丰富。《诗经》中的《秦风·蒹葭》最早写出了中国文化的追求悲剧意识。2、孙克强、张小平《<诗经>与中国文化》中提到：《小雅》中更多是批判政治的作品，其作品大多反映的是厉王、幽王时期有黑暗政治导致的社会动乱和民不聊生的现实，并由此发出感慨和批判，在哀叹之中暗喻这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哀叹之中蕴含着悲感。3、孙海沙在《论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以<诗经>为个案》一文中提到，中国人的悲剧意识始终是与中国人的理性反思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人面对世界，往往采取实践理性把握的方式去应战自己的对立面，从而达到自由，但由于这种理性实践自由是暂时无法实现的，这种准自由就产生悲剧。于是，悲剧意识，作为必然性的一种清醒体验、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心理积淀，在中国表现为不断地理性反思意识，在《诗经》中包括形而上追求的反思，向死而生的反思，和实践自由过程中的反思三个维度，是一种准自由状态的忧患意识。4、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一文中提到：按照《毛诗序》的定义，《诗经》中“风”有怨刺之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因此，无论“正风”还是“变风”，都存在大量悲感内蕴。但是，《诗经》的“变风”、“变雅”则更存在着更多的悲感。《诗经》里存在大量悲怨主旨的作品，是中国文学悲感的主要滥觞。据《诗经索引》统计显示，《诗经》中表示喜、怒、哀、乐四种基本情感的常见词汇中，“忧”字90次；“哀”字28次；“伤”字作“伤痛”解时出现15次；“悲”字 11次；“怨”字9次。5、王志功在《论诗经的哲学精神方向》中提出：《诗经》在敬天、事天的同时开始疑天和责天，发出了“视天梦梦”的怨愤之声。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冲突中，人们不时感觉到祈求天神的无助和所受的愚弄，因而发出了斥问和怨愤的呐喊。6、徐子方《悲怨：一个文学史母题——中西经典作家的悲感认知及其描述》一文中说道：从本质上说,追求快乐是现实人生的普遍原则。然而,当我们以此来审视作为人类心态直接体现的文学时,却发现快乐原则在许多场合并未起作用,文学家们大都在尽情抒发着人生的悲愤和幽怨,甚至有人把悲感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到《楚辞》中的政治怨愤和悲愁基调,到汉乐府中的悲凉的战乱诗章,从《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倏忽无常的悲吟，到北朝乐府的苍凉咏叹,此后中晚唐新乐府和李商隐杜荀鹤等人的诗歌,以及整个五代两宋词坛的“幽婉”主思潮。7、温小腾《诗经的悲态美初探》中提出：诗经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影响。翻读《诗经》,你会感受到上古时代人们浓厚的悲情愁绪,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其悲态美学价值不容忽视。这里所说的悲态,是由人生失意的沉痛升华为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感伤情怀。（二）选题的依据和意义“悲感”指人的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的缺陷性体验所带来的否定性情绪，即喜、怒、哀、乐、爱、恶、欲中的负极心理“怒”、“哀”、“恶”及其衍生感情或相关感情凄、怨、悲、忧、苦等等。悲感文学在作品数量和感人效果上独领风骚，古代不少杰出文人认为悲感是文学魅力的最高境界。匈牙利当代著名汉学家弗伦茨·托凯认为，在中国古代史诗和抒情诗之间有一种诗体就是“悲歌”，以《离骚》为起源。他说：“悲歌在中国诗歌史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屈原诗派的影响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广泛得多。悲歌不仅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倾向，而且它是一种恒定不变的倾向，它的影响深远，在中世纪，尤其是唐代的诗歌里还占优势。唐代大部分诗人都写了这种讽刺诗歌，而这些诗歌看起来都是具有悲歌的笔调：它们是对死亡、厄运、离别等等的怨诉。”按照《毛诗序》的定义，《诗经》中“风”有怨刺之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因此，无论“正风”还是“变风”，都存在大量悲感内蕴。但是，《诗经》的“变风”、“变雅”则更存在着更多的悲感。根据《毛诗序》“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所谓“变”，就是指时世由盛变衰。“变风”、“变雅”大多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相当于“乱世之音”、“ 亡国之音”，自然比“正风”、“正雅”具有更多的悲感。《诗经》里存在大量悲怨主旨的作品，是中国文学悲感的主要滥觞。据《诗经索引》统计显示，《诗经》中表示喜、怒、哀、乐四种基本情感的常见词汇中，“忧”字90次；“哀”字28次；“伤”字作“伤痛”解时出现15次；“悲”字11次；“怨”字9次。《诗经》三百零五篇，超过三分之一的篇目扭合着周人生存的困扰与人生的痛苦，也就是说，在周人意欲抒发的原始而又真实的情绪中，由心灵往来冲突所引发的感伤是周人心性中无法压抑的重要潜伏，它将是一种真实的充满冲突和骚动的声音带给《诗经》。这里的悲，点点滴滴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之中，它以渗入人生各个角落的形式，全方位、多层次的展开来。中国人的悲剧意识始终是与中国人的理性反思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人面对世界，往往采取实践理性把握的方式去应战自己的对立面，从而达到自由，但由于这种理性实践自由是暂时无法实现的，这种准自由就产生悲剧。于是，悲剧意识，作为必然性的一种清醒体验、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心理积淀，在中国表现为不断地理性反思意识，在《诗经》中包括形而上追求的反思，向死而生的反思，和实践自由过程中的反思三个维度，是一种准自由状态的忧患意识。作为文化意识之一部分的悲剧意识，只要是成熟的都有自己的形态、结构和内容，它的载体是文学艺术。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由于中国文化以诗文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在典型地反映悲剧意识上，则为悲诗。中国悲剧意识一开始是日常悲剧——《诗经》。两千多年来反复出现的日常悲剧意识几乎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原型。而《诗经》中的诸悲剧意识能成为一种文化的悲剧模式又赖于后世的接受、充实、丰富。《诗经》中的《秦风·蒹葭》最早写出了中国文化的追求悲剧意识。对《诗经》而言，在将人类的共性悲剧意识建构到巨大历史时空和丰富社会层面的结合过程中，它的悲剧性既是终极意义上的，又必然是灌注中国文化特定政治现实与文化内质的。《诗经》当中的悲感来源于人物之悲，社会之悲和心灵之悲。这些悲，点点都滴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之中，它渗入人生各个角落，全方位、多层次地展开来。忧死、忧劳、忧谗、忧位、忧国、忧弃、单恋与思归等。虽然几乎每一幅愁容都是在融入普通人的平淡人生，但却也都有撼人心魂的力量。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一）研究的基本内容1、悲感文化的产生渊源2、《诗经》中表现的悲感主题3、《诗经》作为中国悲感文化的文学渊源的体现所在 1、悲感文学对悲感文化产生的影响（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1、《诗经》中关于悲感、悲怨的体现2、《诗经》对中国悲感文化的影响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1、确定选题，搜集资料，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悲感文化和悲感文学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表述，以及中国悲剧意识的相关理论。2、整理资料，完成开题报告和文献综述，拟定提纲，确定论文基本思路和框架。3、撰写初稿，明确观点，将心理学与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撰写成文。4、修改论文，在初稿基础上，听取指导老师意见，反复修改，不断完善，最终定稿。参考文献1、孙海沙.论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以诗经为个案.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6.62、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1989.13、孙克强/张小平.诗经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4、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5、王志功.论诗经的哲学精神方向.甘肃社会科学.19946、高楠．中国古代悲剧心理．文艺研究．1993．17、徐子方．悲怨：一个文学史母题——中西经典作家的悲感认知及其描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78、余祖坤/汤黎.悲怨文学的文人性格原因探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109、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巴蜀书社.199810、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41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12、李建国.周礼文化与社会风情.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213、魏河伯.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性特色成因初探14、李清文/李志辉.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学术交流.2003.1115、温小腾.诗经的悲态美初探.晋中学院学报.2006.8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汉语言文学诗经：中国悲感文化的文学渊源一、引言《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七世纪从西周建国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的产物，其空间环境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以北的地区，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作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农夫皂隶，题材非常广泛，农业祭祀，战争徭役，政治美刺，男女情爱，悼亡怀人等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无所不包，《诗经》就是在如此辽阔的时空文化背景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勤劳与善良，创业与守成，反抗与斗争，理想与愿望，欢乐与哀伤，仇恨与爱恋，它的每一篇作品，都凝聚了古人无数次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沉淀着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累，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期的社会生活与人的精神风貌，作为我们民族心理开始成熟时产生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还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根源于自己的历史特点和精神性格所形成的中国诗歌的文化精神，包括忧患意识，乡土情结，人本思想和现实精神，一部《诗经》，使人们能够从世俗中看社会，从个体中看群体，从际遇中看人生，从生活中看历史，因而给人以纵深历史感与广阔现实感的《诗经》便从最深刻的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征这些最根本的方面，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并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辉煌的艺术成就而光耀史册，成为中国文学的“圣典”。二、主题参考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在学校图书馆的综合书库、期刊室、中国期刊网上搜集的，主要是关于《诗经》悲剧性和审美特质，以及《诗经》所涉及的有关我国悲感文化和周礼文化的一些文章和书本。在此，根据参考的内容，我将我所参考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如下：关于《诗经》作为我国悲感文化的文学渊源的观点，主要是参考的是孙海沙《论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 以诗经为个案》、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孙克强《诗经与中国文化》以及温小腾《诗经的悲态美初探》等资料。在这些资料里，作者们阐述了从《诗经》根源，探寻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以及《诗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其中可以了解到，《诗经》当中传递着上古时代人们浓厚的悲情愁绪和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是由人生失意的沉痛升华为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感伤情怀。积淀在文学作品中特有的民族文化审美特性。《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是诗歌总集，在上古社会演进的回响声中，在周初至春秋中叶国人命运多舛的现实苦难中，记录下了周人思想情感前行的源头和跳动的脉搏。它不像西方古代那样承载于戏剧样式，而是以中国抒情诗的特有形式，表达着根植于生命之中的悲剧世界。《诗经》直接触摸到了悲剧性的主体精神，沉吟着人类心底的悲剧之音，这里已然渗透着人类对命运渗透的思考和质疑，并以中国的文化内涵和优美伤感的柔性方式，展现着人类不可遏制的认识自身命运的冲动和揭示生存秘密的苦痛。对《诗经》而言，在将人类的共性悲剧意识建构到巨大历史时空和丰富社会层面的结合过程中，它的悲剧性既是终极意义上的，又必然是灌注中国文化特定政治现实与文化内质的。《诗经》当中的悲感来源于人物之悲，社会之悲和心灵之悲。这些悲，点点都滴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之中，它渗入人生各个角落，全方位、多层次地展开来。忧死、忧劳、忧谗、忧位、忧国、忧弃、单恋与思归等。虽然几乎每一幅愁容都是在融入普通人的平淡人生，但却也都有撼人心魂的力量。《诗经》以现实中的普通人作为悲态的主角,把当时社会中各个阶层、各种身份都描写到了。这些悲态人物中,上至王公贵族如《邶风·燕燕》中的卫国国君及其妹妹,下至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如《豳风·七月》中的男女农奴、《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中的征夫思妇、《桧风·素冠》中的孤儿寡母等等。《诗经》作品以这些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全面而深刻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苦难。《诗经》的悲态性作品种以表现现实中人的现实遭遇与情感,并把这些遭遇与情感的根本原因归之于现实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它带着“哀而不伤”的“心”的悲态，是一种饱经沧桑的悲态体验。通过对这些参考资料的综合分析，我渐渐对“诗经——中国悲感文化的文学渊源”这个课题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源头,不仅具有悠久的文学艺术魅力,更在一声声发自古人心灵的低吟浅唱中显示出其独特的悲感意蕴,让今人可以更为理性地触摸到古人思想的脉搏。《诗经》中的悲剧性作品涉及生的忧患、国的刺怨、情的愁苦等人生难题。这些琐碎的现象层之所以憾人心神，其悲剧性力量的源头在于两个层次：其一、它源于周代“社会结构”的自身矛盾，即周礼双向悖反得结构环境。实际上，“礼” 在制造了人伦理想、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等思维框架的同时，却又给这些设想的现实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周人陷入挣扎其中不得出的失落与痛苦中。其二、从另外一个更深的层面来说，这体现的不仅是周礼所酿制的症结和苦闷，更是人类探求冲动不断受挫的悲剧性的生命本质。三、总结综上所述，悲剧意识伴随着人类理性求索之路的出现而登上历史舞台，却随着理性认识的破败崩泻而强化。《诗经》的悲剧性是时代的必然。《诗经》的创作从周初至春秋中叶，它主要历经了周礼的一套天命观、道德观、价值观从生成到遭受否决的全过程。悲剧性在周人认识自身、认识生命的强烈求欲下愈演愈烈，个性与伦理的冲突也如火如荼，直到质疑天命精神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这悲剧性达到极峰。《诗经》作为人类社会前行过程中一个片段的截面，它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文化氛围下这种类的悲剧性。只不过，在它的悲诗表达中，不似西方古典悲剧那样，是在偶然事件或英雄行为的促发下去体现人认知命运的局限于冲突，而是反映人类社会自身双向悖反的内在矛盾。它以最贴近社会生活的声音，用大量的诗篇把它处处展现出来。这种展现，不仅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并且也更有可能揭示社会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对《诗经》悲剧性的探讨，使我们得以站在中国人精神文化的源头，看起背后无以无尽的时代难题和文化困境。悲剧文化以其敏感的神经，预感到求知欲的局限，但人类的智慧总是以其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感受，努力承担生命本质中永恒的痛苦，它给予我们的是一股人类不断进取的激情，和互相感发的真实的声音。[参考文献][1]孙海沙.论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以诗经为个案.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6.6[2]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1989.1[3]孙克强/张小平.诗经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4]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5]王志功.论诗经的哲学精神方向.甘肃社会科学.1994[6]高楠．中国古代悲剧心理．文艺研究．1993．1[7]徐子方．悲怨：一个文学史母题——中西经典作家的悲感认知及其描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7[8]余祖坤/汤黎.悲怨文学的文人性格原因探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10[9]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巴蜀书社.1998[10]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4[1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 [12]李建国.周礼文化与社会风情.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2[13]魏河伯.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性特色成因初探[14]李清文/李志辉.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学术交流.2003.11[15]温小腾.诗经的悲态美初探.晋中学院学报.2006.8[16]傅朝霞.论古代诗歌的以悲为美.连云港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2[17]于新.简论诗经的地位.文学评论.[18]徐子方.悲怨：中国古代文学之内驱——一个文学史母题的发展历程描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7[19]徐子方.生命：悲怨文学的活力之源.文史哲.2002.4[20]张宝林.诗经内外文化研究述说.宜宾学院学报.2005.3 本科毕业论文（20届）《诗经》：中国悲感文化的文学渊源专业：汉语言文学 [摘要]中国古代不少杰出文人认为悲感是文学魅力的最高境界。《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也不乏悲感作品。特别是以生命短暂之悲、世道昏暗之悲、亲情乡愁之悲和爱情离别之悲为代表的悲感主题因素，集中展现了《诗经》的悲感文化价值。除悲感意象、语言和抒情方式等方面外，《诗经》对中国悲感文化的深远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悲感主题之中。后世许多作品都继承《诗经》中的兴亡主题、暮愁主题、行役主题、悼亡主题、送别主题。[关键词]悲感文化；诗经；文学渊源BookOfSongs:LiteraryOriginsOfChineseSadnessCultureAbstract：ManyeminentscholarsinancientChinathatsadnessisthehighestlevelofliterarycharm.BookofSongsasChina'sfirstcollectionofpoems,ofwhichtherearesomeworksofsadness.Especiallythesadlifeisshort,darktroubledworldofcompassion,sorrowandloveoffamilynostalgiasadpartingfactorsrepresentedthethemesadness,concentratedexpressionoftheBookofSongssadnessculturalvalues.Inadditiontosadnessimagery,lyricallanguageandtheirways,theBookofSongstotheprofoundinfluenceofChineseculture,moresadnessreflectedinthethemeofsadnessinto.LatergenerationshaveinheritedmanyofhisworksTheBookofSongsriseandfalltheme,twilightmelancholytheme,thethemelineofBattle,Mourntheme,farewelltheme.Keywords：SadnessCulture;BookofSongs;LiterarySources 引语悲者，痛也。从心非声。有声无泪曰悲。[1]张书玉.陈廷敬.康熙字典.上海：中华书局,2004.388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对“悲”的解释为：从对戏剧中的悲剧进行研究上升到一般美学意义而形成的范畴。它作为审美对象，反映人的社会实践暂时遭受到失败，暂时被客观现实所否定，并由此使人产生内含感奋兴起、激发崇高情感、激发伦理道德情感力量的畏惧和怜悯之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产生的这种情感称为悲。“悲感”简单的说就是与喜乐相对的负面情绪,是人的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的缺失性体验所带来的否定性情绪情感，即喜、怒、哀、乐、爱、恶、欲中的负极心理“怒”、“哀”、“恶”及其衍生感情或相关感情凄、怨、悲、忧、苦等等。[2]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论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2]我们在艺术创作和审美过程中，会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正如晋代文学家嵇康所言：“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苏轼在《读孟郊诗》中云：“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纳兰性德也在《饮水诗·填词》中云：“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可见不少文人墨客都青睐“以悲为美”。匈牙利当代著名汉学家弗伦茨·托凯认为，在中国古代史诗和抒情诗之间有一种诗体就是“悲歌”。他说，“悲歌在中国诗歌史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屈原诗派的影响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广泛得多。悲歌不仅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倾向，而且它是一种恒定不变的倾向，它的影响深远，在中世纪，尤其是唐代的诗歌里还占优势……唐代大部分诗人都写了这种讽刺诗歌，而这些诗歌看起来都是具有悲歌的笔调：它们是对死亡、厄运、离别等等的怨诉”。[3]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论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3]一、《诗经》中悲感文学的体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诗经》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集结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三种，但孔子删诗之说基本不可信。《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出现《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诗经》作为悲感文学的体现，首先表现为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主要内容是悲感的。《毛诗序》云，“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所谓“变”，就是指时世由盛变衰。周代自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诗经》反映的正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自然体现出时代相应的悲感情绪。尤其是其中的“变风”、“变雅”大多是西周中期衰弱以后的作品，相当于“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比“正风”、“正雅”具有更多的悲感。[4]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论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4]其次，《诗经》的创作意图中就存有悲感底蕴。《诗经》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为创作倾向。按照《毛诗序》的定义，《诗经》中“风”有怨刺的解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因此，无论是“正风”还是“变风”，都存在大量悲感意蕴。最后，《诗经》中存在大量直接以悲怨为主旨的作品。中国古代文学中体现“悲”的词汇较多，最为直接的是“悲”字本身，其次是程度稍次一些的“忧”（传统七情五志中，悲、忧并为肺志，以悲为代表），最后是“伤”、“哀”等基于“悲”字释义的关联词汇。《诗经》中，“悲”字出现11次。“忧”字90次，“忧”字1例当作“优”解，即《大雅•板》中的“尔用忧谑”（俞樾：“忧当为优”），不计。“伤”字作“伤痛”解时出现15次，《郑风•大叔于田》“戒其伤女”作“伤害”解，不计，《陈风•泽陂》的“有美一人，伤如之何”“伤”作“她”字解，不计；“哀”字28次。[5]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论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5]以“悲”和“忧”为例：（一）“悲”的体现《诗经》在悲感表现中直接以“悲”作为主要否定性情绪的情况虽然出现不多，但是也值得我们关注了解。兹举例如下：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桧风•素冠》）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豳风•九罭》）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召南•草虫》）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豳风•九罭》）《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抒发思家忧伤之情；《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表达官吏身份的“君子”忧生患命的悲哀；《邶风·谷风》“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展现的是患难与共的妻子惨遭抛弃的悲惨结局。这些诗句表现的悲感意蕴，都是悲感文学的很好体现。（二）“忧”的体现“忧”字在《诗经》中出现90次，是表达否定性情绪词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不仅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定语和补语组合成为程度更深的悲感意蕴。兹举例如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召南•草虫》）出自北门，忧心殷殷。（《邶风•北门》）未见君子，忧心如醉。（《秦风•晨风》）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小雅•采薇》）忧心慇慇，念我土宇。（《大雅•桑柔》）“心之忧矣”的直接抒情句式在《小雅•小弁》等11首诗中出现26次。兹举例如下：心之忧矣，曷维其已！（《邶风•绿衣》） 心之忧矣，之子无裳。（《卫风•有狐》）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疢如疾首。（《小雅•小弁》）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小雅•苕之华》）此外，《诗经》还以“多心”间接表达心多悲感的负面心态。《诗经索引》显示，全文出现“心”字168次，其中2次“棘心”（《邶风•凯风》）指酸枣嫩叶，不计，则为166次。粗略统计，排除那些不带感情色彩的“心”字和表示正面心态的“心”字，《诗经》至少有100余次以上的“心”表示悲感的负面心态。排除掉的例子如“公侯腹心”（《周南•兔罝》）、“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召南•草虫》）、“我心匪鉴”、“我心匪石”、“我心匪席”（《邶风•柏舟》）、“我心则喜”、“我心则休”《小雅•菁菁者莪》）、“君子秉心”（《小雅•小弈》）、“他人有心”（《小雅•巧言》）等60余处。[6]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论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6]二、《诗经》中悲感文化的主题元素阐释《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不仅具有悠久的文学艺术魅力，更在一声声发自古人心灵的低吟浅唱中显示出其独特的悲感文化价值，让今人可以更为理性地触摸到那个特定社会道德背景下古人思想的脉搏。在《诗经》所包含的所有错综复杂的悲感元素中，如果就悲感的缘由主题进行区分，大体可概括为“悲天悯人”。前者包括狭义的“天”，即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规律，以生命短暂之悲代表；也包括广义的“天”，即“天下”，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以世道昏暗之悲为代表。后者则主要是个人的情感，以战争徭役下的亲情乡愁之悲（下称战争徭役之悲）和爱情离别之悲为代表。（一）世道昏暗之悲《诗经》反映的正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君王昏聩，臣僚奸邪，小人当道，君子遭殃，是非颠倒，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暗无天日的恶劣环境中。面对这样的昏暗乱世，民众，特别是那些怀抱理想有识之士不禁发出悲叹。这其中既有对世道昏暗和个人际遇的无奈感伤，更有忧国忧民之心和希望统治者能知能善任、改革政治的殷切盼望。代表作有《大雅》中的《民劳》、《桑柔》、《瞻卬》、《召旻》；《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巷伯》、《北山》；《国风》中的《鄘风·载驰》、《王风·黍离》。《大雅·瞻卬》云：“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诗人十分清醒地指出导致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的罪恶根源，在于统治者听信小人的谗言，祸国殃民的小人横行霸道，兴风作浪，制造灾祸来危害人民。诗人对那些恶人任意侵占掠夺别人田产的强盗行径，视法度为儿戏的荒唐之事甚为愤慨。面对如此昏暗的社会又怎能不让人“心之忧矣”、“心之悲矣”。在《国语·召公谏弭谤》中有明确的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人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如此黑暗的政治统治之下，人们心灵所受创伤之重是不言而喻的。《小雅·北山》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这是一位士子对大夫分配徭役不均而抒发的感慨，突出自己“独贤”却获不公平待遇。《大雅·桑柔》云：“乱生不夷，糜国不泯。民糜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顿”。这是周厉王的大臣芮良夫讽刺厉王的诗。他怨恨自己的一片忠心得不到厉王的重用，深感国势动荡、人口日减，不由地发出“呜呼哀哉，国将亡矣”的凄恻悲音。《大雅·召旻》云：“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诗人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描绘了上苍因统治者的昏聩而降灾于民，百姓流亡，哀鸿遍野的场景。看到这些，诗人又不免回想盛世，心中的悲感油然而生。改朝换代的脚步，不会就此停下，但诗人仍旧不由地悯怀周室衰亡之悲情。这就是《王风·黍离》中的情景：“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正因为此诗含有那种真挚缠绵的忧国情怀，“黍离”一词也成为感伤国衰时变的经典意象。（二）徭役战争之悲长期而无休止的繁重徭役与兵役，无疑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影响了家庭的正常生活。《齐风·东方未明》是一首反映官府拉夫逼差、凶狠残暴的典型之作。诗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全诗描绘了官吏夜间抓差的画面，吓得差夫连衣裳也穿颠倒了，表现了官差的蛮狠凶狠，也体现了差夫徭役无日无夜的万般之苦。全诗没有出现一个悲感词语，但却悲从中来，溢于言表。《豳风·七月》是一首反映农奴一年四季辛苦劳作的诗。每年他们都少不了为贵族服务，“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面对这般繁重的徭役，“农夫”们除了悲叹还是悲叹，可见徭役对人民的生理和心理的折磨是相当沉重的。同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战争不可避免。频繁不断的内外战争，对于那些长年累月服兵役的士卒来说，是何其的厌烦。《小雅·渐渐之石》三章诗反复诉说“武人东征，不遑朝矣”、“武人东征，不遑出矣”、“武人东征，不皇他矣”，写出了将士征战的苦恼，以及对家乡的无限思念。（三）人生短促之悲人在经历生老病死和天灾人祸的一系列变故之后，往往容易产生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悲感意识。《诗经》中虽然此类作品不多，但也不乏代表性的篇目。如《曹风·蜉蝣》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此诗以朝生暮死的昆虫蜉蝣引出人生苦短，都逃不出死亡的规律。诗人一唱三叹，“心之忧矣”，深刻体现了他对人生苦短、生命脆弱的焦虑。除了《蜉蝣》外，《诗经》当中还有由植物的自然生长，引发时间流逝与人生易老感慨的篇目。如《召南·摽有梅》云：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首诗说的是一位待嫁的女子，望见梅子落地，引起青春将逝的伤感。在这里，时间的流逝与女主人公的青春迟暮之感，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四）婚恋离别之悲《诗经》中以爱情婚恋为题材的诗歌占很大的比重，计有80余篇，大多集中在《国风》中。周代是封建社会初期，在对男女恋爱、婚姻方面，还是较为开放宽容的。如《周礼·地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会之。”[7]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1077]尽管这一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鳏寡、稳定社会与增殖人丁，但是它为广大男女提供了一个自由恋爱的舞台。于是乎就有了《野有蔓草》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浪漫情调；《邶风·静女》中“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的幽会情趣；《鄘风·桑中》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的甜蜜回忆，等等。诚然，爱恋是美好的，但美好只是爱恋的一部分，爱恋中还有阻隔的愁肠百结，单相思的痛苦煎熬，无端遭弃的哭诉和天各一方的思念。这些悲感，或多或少都能在《诗经》中找寻到痕迹。特别是封建制度下礼仪、宗法、规范、家世、男权等因素的干预，使得男女婚恋受到很大的限制与破坏，无端剥夺了许多男女真心相爱的权利，酿成一出又一出的爱情悲剧。《鄘风·柏舟》中的女主人公的婚姻受到其母亲的竭力干预，却“之死矢靡它”，最终发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痛苦与悲愤之极的呐喊，向婚姻制度表示激烈的抗争。《郑风》中的《狡童》、《东门之墠》等诗，都是反映女子所爱的对象受到外界影响发生变故，令她们异常痛苦。钱钟书先生指出：“《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等诗，颇可合观。《东门之墠》云：‘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褰裳》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王风·打车》云：‘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三者相映成趣。”[8]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1088]这些都是爱情受阻后，女子们的悲愤之词。在她们傲然大度的背后，却难掩其爱情失落的忧伤。三、《诗经》中的悲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诗经》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七世纪，从西周建国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的产物，其空间环境基本上是在长江流域以北的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诗经》就是在如此辽阔的时空文化背景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勤劳与善良，创业与守成，反抗与斗争，理想与愿望，欢乐与哀伤，仇恨与爱恋，它的每一篇作品，都凝聚了古人无数次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沉淀着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累，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期的社会生活与人的精神风貌，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题材，成为广泛征引的“典故”。《诗经》的悲感对于后世在意象、语言和抒情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影响，《诗经》在主题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主要可分为以下五个主题：（一）兴亡主题《王风· 黍离》是周大夫悲悼周室倾筱之作。旧说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大夫经过故都，见宗庙宫室都长满了禾黍，作诗吊之。而因为第一句是“彼黍离离”，就用《黍离》做篇名。“黍离”由此成为怀念故土的象征和指代。诗序曰:“《黍离》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仿徨不忍去，而做是诗也”。《黍离》悲怆之致，大俗大雅。历代以来，以为悯国之至。所谓“黍离之悲”，即是家国之恨，悲悼之哀，兴亡之叹，时事之思。而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就很好地继承了《诗经》中的“黍离之悲”。姜夔，自号“白石道人”，是南宋后期出现的“格律派”词人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偏重形式的词风。词人生活在社会风气转变时期，作品中自然带有转型期特有的时代风格，《扬州慢·淮左名都》就是其中的代表：醉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雨初雾，荞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勇。幕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伦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莽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尤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笼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词向以韵味取胜，上阙纪行，着墨不多，但隐括唐人诗句，略略一点，令人引起无限遐想。史实告诉我们，扬州遭劫并非始于南宋。早在晚唐僖宗年间，毕师铎、秦彦乱起，原先富甲天下的淮扬重镇，顷刻间“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姜夔在写这首词的前半部分时，却故意把它放在一边，而把扬州的残破完全归咎于“胡马窥江”，这样处理有助于表露他的“黍离之悲”。下阙写哀时伤乱、怀昔感今的情怀，化用诗典，巧妙自然。换头承上启下，连用杜牧诗意。这种事典、诗句的运用，给全词增添了典雅之美，同时也巧妙自然地通过对比突出了“黍离之悲”。扬州芍药素与洛阳牡丹齐名，然而物是人非事事休。如今山河破碎，兵荒马乱之际，谁还会有赏花玩月的兴致。词前的小序告诉我们，姜夔到扬州在醇熙三年冬至日。其时，已很难找到芍药，更别提芍药开花了。但作者却要“念”它，其意一目了然，无非是深化“磋叹”之哀。“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只是出于作者的主观臆想。词以此反洁煞尾，在今昔之慨中暗寓家国兴衰之思，语调沉重，格调压抑。将哀国感时的“黍离之悲”上升到了最高处，表现得含蓄而深刻有力。（二）暮愁主题太阳是一切生命现象的终极原因。人类面对太阳的普遍情结就是日出之喜,日落之恐。黄昏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接点,也是劳作与休息的分界点,喧哗与岑寂的转换点,忙碌与闲暇的交替点,清朗与蒙昧的临界点,自然成为人的时间的敏感点。黄昏作为时间敏感点的敏感秘密就在这种天象与人事的变动、转换之中。[9]瞿明刚.论中国文学的暮愁主题.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9]暮愁的形成就是缘于回归受到了阻碍和盼归意愿的失落。每当家人远征边塞或是游历未归，在家的亲人总是思其归乡。《王风·君子于役》就开了黄昏怀远的先河：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树,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何其有俗佸？鸡栖于菜,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以农耕社会的田园泥土气息开启了闺怨与暮愁的诗歌主题。“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许瑶光）。“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韩握《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赵德麟《清平乐》：“‘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取景造境,亦《君子于役》之遗意’。”[10]瞿明刚.论中国文学的暮愁主题.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10]黄昏作为当归时分最能引人远望,因为一天中盼归与思乡的最后时刻就是黄昏了。司马相如《长门赋》谓：“日黄昏而望绝兮”；温庭绮在《梦江南》时望,“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孟浩然在《送杜十四之江南》时望,“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无数的诗人在淡淡斜阳里高高层楼上昏昏暮霭中怅望——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李商隐《代赠二首》）人云落日是天涯,望尽天涯不见家。（李靓《乡思》）（三）行役主题《诗经》305篇中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作品是以行役者的生活为创作题材的。《邶风》中的《击鼓》、《式微》，《王风》中的《扬之水》，《魏风》中的《陟岵》，《唐风》中的《鸨羽》，《豳风》中的《东山》、《破斧》，《小雅》中的《渐渐之石》、《何草不黄》、《采薇》直接描写了征夫、役夫的怨与恨；《周南》中的《卷耳》、《汝坟》，《召南》中的《草虫》、《殷其雷》，《邶风》中的《雄雉》，《卫风》中的《伯兮》，《王风》中的《君子于役》，《小雅》中的《杖杜》、《采绿》则从思妇的角度间接地反映了征夫、役夫的行役之悲；而《召南》中的《小星》，《齐风》中的《东方未明》等诗篇则通过对下层官吏哀叹的描写，从另一个侧面抒写了诗经时代的行役之苦。温庭筠虽然作为“花间词派”的重要代表，但是他也有许多的行役诗作品，《商山早行》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社陵梦，凫雁满回塘。 纵观温庭筠的一生，他是在落寞和漂泊中渡过的。《商山早行》当为温庭筠到襄阳投奔徐商时途中所作，此时作者已五十多岁，饱尝了人世的颠沛流离之苦。首联“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早春时节，晨曦微露，马铃声在这清冷的气氛中显得格外的响亮，收拾好行囊，就要上路了。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离别，却依然有着对故乡的眷恋。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们的出行既非常辛苦，又花费很多的时间；战乱带来的不安心理，使每个人都割舍不掉对家的牵挂。“安士重迁，怯于远行”是古今国人共有的普遍情绪。这种情绪的种子从《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时就已经埋下了，此后，便一直被历代的文人所吟唱、渲染。事实上，在温庭筠的诗作中，“悲行”也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情绪，也是对《诗经》当中行役悲感的体现。（四）悼亡主题悼亡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它不是某种诗体，而是一种传统的诗歌题材。在《诗经》中的代表分别是《绿衣》和《葛声》，虽然这两首诗所表现的主题历来有分歧，但是从《绿衣》和《葛生》所写的内容和抒发的情感来分析，恐怕悼亡更接近其本来面目，而且联系后来的大量悼亡之作，这两篇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绿衣》给我们展示了一位丧失爱妻的丈夫围绕亡妻亲手所做的衣服，睹物思人。反复咏唱的情景。而《葛生》则通过反复咏叹，哀哀哭诉。直接剖白了丈夫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及伤悼之意。《绿衣》中“缔兮络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身穿妻子所做的绿衣。独对凉风，心中装满的是妻子，身边却再无妻子身影。全诗至此，悲哀之情已淋漓尽致。这种睹物思人、体现悲感的方法，被后来的悼亡诗人经常使用。如贺铸《鹧鸪天》中有“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之句，与此可谓异曲同工。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如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沈约《悼亡诗》“游尘掩虚座，孤帐复空床”，韦应物《伤逝》“一旦入闺门，四屋满尘埃。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元稹《遣悲怀》“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这些传世佳句，都给我们传递了一种物是人非、睹物伤情的凄婉之美，都可以看作是《绿衣》悲感方式的延续。在《葛生》中，首次出现了面对殡葬物和坟墓抒发悲感情绪：“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准与独旦”。角枕，是用兽角做装饰的枕头，常与锦衾等用来作为陪葬之物。诗人面对“其室”、“其居”，想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此后，苏东坡《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亦是以坟墓来寄托阴阳相隔的哀思，抒发悲感。（五）送别主题历代论诗，多溯源于《诗经》，把《诗经》中经典篇目定位为后代同类题材诗作之祖。清王士稹《分甘馀话》卷3便说：“《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从此，“万古送别诗之祖”遂成定论，学术界研究送别诗时莫不溯源及《燕燕》。[11]叶当前.万古送别诗之祖——诗经·邶风·燕燕赏析.文史知识,2010.（10）11]《燕燕》属于送行诗，站在留者的角度抒发别离情怀，只作客观描述，没有对离别的情感进行直接表露，即便是在末章的回想中，也只是细数离人昔日的各种优点，但却有很强的震撼力，将对送者深挚的惜别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作为送别诗的不祧之祖，用“瞻望”意象来表达悲感对后世送别之作影响深远。宋许颉很早就论及《燕燕》对宋代诗词的影响。《彦周诗话》论《燕燕》首章曰：“此真可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知人，远上溪桥去。’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12]叶当前.万古送别诗之祖——诗经·邶风·燕燕赏析.文史知识,2010.（10）12] 除此之外还有，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其二）》“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毛诗正义·燕燕》条列举了深受《燕燕》影响、所写诗境与《燕燕》“正如叶当花对”的诗例，有梁朱超道《别席中兵》、唐王维《齐州送祖三》、《观别者》、宋王操《送人南归》、梅尧臣《依韵和子聪见寄》、王安石《相送行》、左纬《送许白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诗以寄之》、明何景明《河水曲》等，从这些例句中可以体会出留者思情别绪，亦知《燕燕》“泣涕”、“塞心”等悲感意象的传承接受。[13]叶当前.万古送别诗之祖——诗经·邶风·燕燕赏析.文史知识,2010.（10）[参考文献][1]孙海沙.论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以诗经为个案.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6.(2)[2]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3]孙克强张小平.诗经与中国文化.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4]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5]王志功.论诗经的哲学精神方向.甘肃社会科学.1994.(2)[6]高楠．中国古代悲剧心理．文艺研究.1993.（1）[7]徐子方．悲怨：一个文学史母题——中西经典作家的悲感认知及其描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8]余祖坤汤黎.悲怨文学的文人性格原因探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5)[9]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四川.巴蜀书社.2004.2[10]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66[1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12]李建国.周礼文化与社会风情.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2[13]魏河伯.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性特色成因初探.http://www.ruiwen.com/news/3303.htm.2010.12.23[14]李清文李志辉.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学术交流.2003.(1)[15]温小腾.诗经的悲态美初探.晋中学院学报.2006.(4)[16]傅朝霞.论古代诗歌的以悲为美.连云港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17]于新.简论诗经的地位.安徽文学.2006.（11）[18]徐子方.悲怨：中国古代文学之内驱——一个文学史母题的发展历程描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4）[19]徐子方.生命：悲怨文学的活力之源.文史哲.2002.（4）[20]张宝林.诗经内外文化研究述说.宜宾学院学报.2005.(3)13]结语悲感文学之源在于《诗经》，《诗经》悲感的核心因素在于主题。从文学和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对《诗经》及悲感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诗经》之美，更好地梳理我国悲感文学发展的脉络。从文学和哲学史的角度而言，上述探讨可以使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精神文化源头，体会悲感文学背后无穷无尽的时代难题和社会困境。悲歌的目的或许是为了“不悲”，《诗经》等悲感文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以其敏感的神经、亲切的感受、凄惨的意境，将生命本质中的永恒痛苦，化作人类不断进取的激情。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