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性克隆中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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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疗性克隆中的伦理问题甘绍平有关人类胚胎的克隆性研究已分化成为前后两种类型：一种是首先得到设想的“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另一种是后来得到设计的“治疗性克隆”，即从克隆胚胎屮提取干细胞，然后使之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不论是生殖性克隆，还是治疗性克隆都涉及到伦理问题，都引发了激烈的针锋相对的观念论战。相对而言，有关治疗性克隆的伦理争论比生殖性克隆的争论更为激烈。所谓治疗性克隆，是指先从需要救治的病人身上提取一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Z屮，该卵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若该早期胚胎被

2、置入代孕妇子宫中，便能发育成克隆人），从这早期胚胎中即可提取对生命成长发育起主干作用的细胞胚胎干细胞。胚胎干细胞经过相应的技术处理，便可发展成该病人需要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的基因与病人的基因相同，因而以前的器官移植治疗方法中经常出现的排斥反应问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通过这项技术，像癌症、遗传血病等顽疾，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与治愈。由于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拥有形成所有270种人体细胞类型的能力，因而它也就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物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甚至可能标志着人类医学史上一次质的飞跃。然而治疗

3、性克隆涉及到人类胚胎在法律及伦理上的定位问题。治疗性克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胚胎与病人利益的冲突问题，而不是人类胚胎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有关堕胎的争议中就得到过讨论，且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不论是有关治疗性克隆的争论，还是有关堕胎的争论都涉及到人类胚胎的利益与成人的利益Z间的冲突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有关堕胎的争论及解决办法中汲取思想启示，为解决治疗性克隆的争论寻求出路。以德国为例，胎儿的生命权在法律屮得到了明确的尊重与认定，即包括胚胎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得到保护，堕胎原则上讲是违法的。然而德国法律又规定，三个月之内的堕

4、胎是合法的，只要胎儿与孕妇在权益上发生冲突，且又无任何其它出路可供选择这一前提得到了满足。可见，在堕胎问题上，法律的规定一方面认可人类胚胎的生命权，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当遇到冲突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胎儿的权益应让位于孕妇的权益。支持治疗性克隆的人希望引借堕胎模式,来处理人类胚胎与急需治疗的病人Z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人类胚胎确有值得保护的尊严，然而在病人急需医治这一特殊的情况下,胚胎的生命应让位于病患者的生命。然而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却认为这里无法套用堕胎模式。生物学家与胚胎的关系并不是母亲与胎儿的关系，母亲对胎儿的出现并不负责任，而生物

5、学家对胚胎的处置则是故意的行为，有人说：“谁都不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对于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要负责”。但支持治疗性克隆的人却认为，假如我们知道通过治疗性克隆可以治愈「千万万个病患者，却又不去进行这种尝试，那么这样一种放任不管本身恰恰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不道德的，这对于需要治疗者，会是一种侮辱。假如我们知道有治愈的可能性，那么各种过去被认定为是天命注定的疾病或不治之症就不再意味着一种命运了，于是放任不管便是一件不可理喻的、需要得到论证和说明的事情。有关是否允许治疗性克降的争论，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善”还是“恶”的争论，而是“道徳与

6、道徳”之间的争论，是“两种道徳”之间的争论。在笔者看来，人类对早期人类胚胎无疑拥有尊重与保护的义务，因此以经济或其它医疗Z外的科研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要禁止的。但这种保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允许有例外，那就是它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道徳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除人类遭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从对早期人类胚胎的使用的角度来看，这一行为的确损害了人的尊严；然而这一牺牲换来的人的生命的挽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一种最高的尊重。如果不是这样，禁止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便破坏了国家对社会公正的义务：即国家的对由于

7、疾病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状态进行补偿的义务。治疗性克隆活动的前景很可能是：由于任何法律都不能禁止病人接受可能的治疗，一旦英国的治疗性克隆实验取得成功，那末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的病人便会涌入英国接受治疗,获取自己急需的健康器官。久而久之，人们对治疗性克隆的反对立场就有可能松动，有关这类社会难题的观点就有可能在未來十至二十年内发生改变，正如二十年来公众対辅助生殖领域很多有争议问题的态度出现了变化那样。有关治疗性克隆的论争就像其它应用伦理学领域内的争论一样，给予了我们这样一种提示：对于道徳难题、伦理悖论，人们需要进行一番缜密的权衡。那种认为人们一开始

8、就能知道“什么是道德上的正确”的自信态度，本身或许并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