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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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潘亚玲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一趋势将因奥巴马当选而得到强化。美国学术界对族裔游说的观念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消极派占据上风。消极派认为族裔游说有损美国国家利益,质疑为其母国利益游说的族裔的爱国主义。因此,在不同处境下的族裔游说团体要么选择消极游说——处境不利时首先致力于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要么选择积极游说——无须担忧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时正面促进其母国国家利益。阿裔美国人游说的发展过程就是经历了消极游说和积极游

2、说两个阶段的一个典型。关键词:美国政治;游说;阿裔美国人;爱国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丧失明确的外部“敌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一方面导致美国不断试图找出新的敌人,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打开了游说空间。在此背景下,各族裔团体(ethnicgroup)的游说活动也明显增加,其中尤其明显的是犹太裔美国人、印度裔美国人等。美国国内对于族裔团体的游说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有利于推广美国民主,也有人认为这将导致美国国家利益屈从于不同族裔的母国(移出国)利益。换言之,族裔游说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族裔游

3、说与爱国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试图从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游说努力,对这一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的两难冷战结束后,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产生了大量争论。这一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世界各地移人美国的大量族裔团体将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美国外交的决策。鉴于移民与其母国的特殊情感甚至两者之间的物质联系,族裔游说涉及到移民是将美国还是其母国的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的问题,或者说移民的爱国主义对象到底是美国还是其母国。如果将美国普遍存在的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倾向纳入考虑,族裔游说将面临爱国主义的

4、重大困境,即必须在表现(对美国的)爱国主义与促进母国利益之间实现平衡,这迫使处于不同地位的族裔游说团体采取完全不同的游说策略。美国有关族裔游说的争论主要分为两派:积极派和消极派。积极派代表人物约西·谢恩(YossiShain)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中大量涌现的族裔游说是件好事;它标志着这些团体在“今天的美国生活中获得了令人尊重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愿意“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发出有意义的声音”。谢恩认为,作为联系美国与其母国的桥梁,族裔游说有助于促进美国国内价值观的海外推广。另有美国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向更多普通公众

5、开放,促进了族裔团体的政治参与和游说活动的增加。这有利于美国民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对此表示宽容。相比之下,消极派的力量比乐观派大得多,渊源也更为流长。例如,早在1977年,美国遏制战略制定者乔治·凯南就指出,冷战期间,族裔游说团体为了其母国利益而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压力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这未必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但事实上,族裔游说团体并不那么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当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174023[2011-3-1318:17:50]中国选

6、举与治理网-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回事。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担忧也导致了对族裔游说的消极观念。例如,消极派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使美国社会和政府丧失了方向,导致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顶礼膜拜”,进而主要以族裔游说为形式的族裔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尽管族裔游说团体的利益可能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但亨廷顿认为,他们“往往牺牲更大的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族裔政治影响力的担忧也是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一个写作主题。消极派往往质疑族裔团体的爱国主义,认为族裔游说团体“往往将其母国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托

7、尼·史密斯直接将其对族裔团体政治影响力的研究称为“忠诚外国”(ForeignAttachments),认为“族裔团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的作用比一般认为的要大得多”,族裔政治参与的消极后果可能压倒其积极后果。在他看来,更严重的问题似乎是,在面对这些力量时,如何维持适当的政府自治,以保证政策与共同善的要求保持一致?另一项研究从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角度印证了这一担忧:普通公众对外交政策要么缺乏兴趣、要么缺乏了解,只有5%的美国公众对特定时间里的特定外交政策——不包括与战争或和平相关的关键问题——态度“积极”,这使那些组织良好的族裔团

8、体有可乘之机,他们可在特定问题上高度动员,从而获得相当大的政策影响力;政客们可能无须害怕他的其他选民而对族裔游说团体妥协。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更直白地警告,美国国内敌对的族裔可能引发“代理战争”,在其为各自母国利益而游说时相互攻击,完全忘记了自己应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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