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争夺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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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争夺孔子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院）西方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一向局限于专业小圈子：几个教授教几个学生，让这几个学生以后能教几个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稀有物种，不过有自尊的大学必备。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学院内都与他人无干，跟学院外的世界更不沾边。正因如此，在中国如火如荼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辩论，突然延烧进西方汉学家的小圈子，倒让我们大吃了一惊：这个小圈子本来是以幽静安宁取胜。更叫人吃惊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被一个比他更年长的同行批评，名字都写到了封面上：《驳于连》------毕莱德著，巴黎阿丽亚出版社去年出版。如果我是于连，我会心中窃喜。在中国，有关儒学的辩论，总能让争论各方热血澎湃，这在西

2、方汉学家中不可想象，他们事不关己，在安全距离外隔岸观火，向来如此，如今竟然一变！毕莱德（JeanFrançoisBilleter）的书《驳于连》，字里行间都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毕莱德是一位法国-瑞士学者，他研究李贽的著作，以晚明士大夫思潮为背景做社会学研究，毕莱德研究庄子也颇有成就。他创办了日内瓦大学汉学系，在该大学任教直到1999年退休。不过从这本气势逼人的书来看，他远远没有从知识分子身份中退休。他的论战对象于连（FrançoisJulien），学术生涯更为光彩夺目。于连目前是巴黎第7大学的中国哲学教授，也是法国公众生活中的熟悉身影，《世界》，《辩论》采访他，想“理解”几千年中国文

3、化的商人和投资家需要他指教：都知道不理解儒学，就难以赢利。于连七十年代在巴黎高师读希腊哲学时转向汉学，他后来在各种书的后记与谈话中一再说到他的想法：中国哲学可以推翻西方思想的任何普世性重大规律。只有中国能起这样的作用，因为中国文化是欧洲唯一的“伟大的他者”：阿拉伯世界，希伯来世界，与欧洲联系过于紧密，印度则与欧洲语言上连接，梵语与希腊语与之间只是稍有差别，而日本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变奏。要完全离开欧洲，中国是唯一选择。于连1975-1977年在上海和北京学习，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始祖鲁迅。1978-1981年于连载香港任职，1985-1987则把基地放在日本，1989年回

4、到巴黎从事写作，异常多产，平均每年一本书，至今已有23本，最后一本书几乎是直接回应毕莱德。法国媒体对每本书都予以报道，大都赞扬备至。他的书广为翻译成各种语言：有四本译成中文，有趣的是，译成越南文的竟有六本。1于连的第一本主要著作《过程与创造》（1989），是研究17世纪中国哲学家王夫之的专著。这本书已经指明了他今后著作的一贯主题，以及他的比较方法。从这个方面看，他的学术生涯倒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中国思想不仅是与欧洲有本质不同，而且常常更为优越。例如中国哲学从“道”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创世”出发，由此不必处理“存在”这个笨拙的谜语，也因此不必为形而上学伤脑筋。这本书奠定了于连作为一个

5、志向高远前程远大的年轻学者的名声。处理完上帝，于连转向艺术。《平淡赞》（1991）认为“淡”是中国艺术最珍视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寡味”，实际上比任何潜在的“味”更高明。在艺术上，就如在哲学上，中国就是胜欧洲一筹。在1992年的《事物之势：中国的效用概念》中，于连处理了一个更宏大的哲学课题。中国字“势”异常多义：字典上的意思有“力量，影响，权威，势力，方面，环境，条件”等等。于连翻译成“Propensite”（倾向），用语明显来自莱布尼茨，这种“欧化”译法，恐怕更是添乱。次年于连出版《内在性：<易经>哲理》，把《易经》称为“怪书中最怪的一本”，但是他用中国的“内在性”对付欧洲的“超

6、越性”，当然更胜一筹。于连说《易经》与西方思想成鲜明对比，因为《易经》不用神秘主义，不用抽象，创造了对世界的理解，而西方人就不得不求救于存在，或上帝。再一次，于连的自由阐释，他的欧化或希腊化术语，彰显了中国先秦哲学的优越性。这真是一个悖论，因为他自认的学术策略是“借道中国迂回到希腊”。他的下一本大书，长达400多页，《迂回与到达：中国与希腊的意义策略》（1995），就是着重谈这个问题。此书讨论了儒家与道家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现这个经典有个共同点：话语形式不确定，回避对付最本质的共同性，而是把各种困难的角度统合起来，从而发展多样性。此种“迂回”带我们走到离希腊的“

7、逻各斯”最远的地方，由此让我们“到达”希腊，而且一比之下，发现希腊哲学特别“抽象，呆滞”。这本书的讨论与结论，恐怕是最典型的于连。1995似乎是于连的多产之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书《道德对话》，写的是孟子与一个欧洲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想象对话，这位对话者是于连发明的，看来是帕斯卡，卢梭，叔本华，康德的结合体。不奇怪，他们四不敌一，输给中国亚圣。然后于连从道德转向政治军事哲理，他的《效用论》（1977）发现，西方人（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比起他们的中国同行（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