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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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提要：辽、金两朝在接受华夏文明之后，都以正统相标榜：辽承晋统，金承宋统，并企图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的依据。蒙、元一代，围绕着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正统之辨。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纷纷重修《宋史》，其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在清代，宋辽金正闰之争本当是一个颇有忌讳的话题，但当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关键词：辽金正统观德运华夷观念　　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

2、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1]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它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一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　　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2]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

3、（1052年）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3]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4]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5]或“南赡部州大辽国”[6]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赡）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7]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8]《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

4、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9]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10]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　　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諟，乘五运之灵

5、长。”[11]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幹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12]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幹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13]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五三《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一

6、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辽史》卷五一《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14]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通检《辽史》，可以发现《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

7、”的记载，《礼志》则谓自穆宗应历元年（951年）以后，以腊仪为常仪。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

8、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