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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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一带的决口，造成了晚清时期仅次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改道事件的一次黄河水灾。大体上，针对这次水灾而出现的应对行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堵决工程，其二是赈灾事务。然而，学界在以往仅仅注意了堵决工程[１]，而甚少提及重要性决不亚于堵决工程的赈灾事务。当然，鉴于这次水灾的波及面甚广，本文既不足以也不打算展示此次赈灾事务的全貌，而主要关注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虽然此次遭灾的中心地区是河南中东部和安徽北部，可是针对该地区开展的相当大一部分赈务，

2、居然是由以江南民间社会为中心的义赈来承担的。对于这次义赈，李文海先生早已指出，其与光绪初年作为一种突破中国传统救荒机制而兴起的义赈是一脉相承的[1]。不过，这次义赈并非是对光绪初年义赈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和新特征，并且由此成为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一、黄河在郑州的决口与郑工开支光绪十三年（1887）初秋，山东正遭受着黄河带来的严重水灾。还在五月中旬，黄河就在山东齐河县境内的朱家圈民埝决口。六月初，齐河决口尚未堵合，直隶开州境内大辛庄处又发生黄河漫溢，因该处与山东

3、连界，使得水势迅速蔓延到山东境内[2]（p497~498）。然而，正在多处州县忙于救灾抢险之际，其境内的黄河主干道却在八月间突然断流了。这样一来，即便是山东受灾各州县的灾情没有得到多少缓解，至少水势一时之间不会进一步加重了。难道这真的是“天心悔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山东境内断流的主要原因是黄河在其中游的河南郑州地区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决口。这次决口发生在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1887年9月29日）。在河道总督成孚最初的奏报中，情况似乎并不特别严重：“河势自荥泽坝圈湾下卸，郑州下汛十堡迤下无工之处堤身走

4、漏，水势抬高数尺，由堤顶漫过，刷宽口门三四十丈”[2]（p498）。而河南巡抚倪文蔚随后的上奏很快揭发了真相：“口门现宽三百余丈，迤下河身渐见消涸”[3]（p2311）。而且脱缰之水又“全溜东趋，由沙河、陈州经安徽之颖、泗，挟淮水入洪泽湖，直抵江南扬州府，至所属之东台县入海。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田庐人口漂没无算”[2]（p501）。不过，决口造成的主要灾区还是在豫、皖两省。根据河南巡抚倪文蔚的查勘，河南灾情以“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宁、祥符、郑州七州县为最重，太康、项城、沈丘、鄢陵

5、、通许次之，商水、杞县、鹿邑又次之”，而这十五州县之灾民总数达一百八九十万人[3]（p2350、2482~2483）。在安徽，则“皖北之太和、颍上、阜阳等县首当其冲，受灾最重，涡阳次之，寿州以下亦成巨浸”[4]（p912）。据安徽巡抚陈彝在此次赈务完竣后奏报，安徽共赈济灾民三百二十七万四千六百一十口[2]（p501）。对于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可靠的数据来源，当时一位英国领事则估计，“至少有一百万人被溺毙，也许是好几百万”[5]（p124）。关于此次河决的原因，以往的说法多以人为因素为重。例如，是年九月间，豫

6、籍京官高钊中和蒋艮就在奏折中将此次河决的主要原因归于河道总督成孚的举措失当[2]（p500）。另有一些清人笔记则称，此次决口的直接原因是填补一鼠穴（一说为獾洞）的工费被层层盘剥以致堵合不实[２]。不过，此种河防腐败的情形早已有之。并且有研究者注意到，从光绪八年（1882年）至十六年（1890年）间，黄河连年发生漫决，惟以此次郑州河决情形最为严重[6]（p156~164）。所以，过多强调人为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此次决口的成因。美国学者戴维斯（MikeDavis）则对这次河决给出了一种偏重于自然因素的解释。按照

7、他的看法，从1886年7月至1887年6月间，中国中部曾发生了一次强烈的拉尼娜现象（LaNina），其引发的降水反常与此次洪灾很可能有着密切关系[３]。应该说，尽管有关拉尼娜的研究总的说来还不够深入，这种判断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提醒历史学者必须对环境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注意。水灾发生后，清廷主要关注的是举办堵决工程，也就是当时各类四、义赈行动所依托的合法性层次与“丁戊奇荒”时期相比，郑灾时期的义赈体现出来的最后一个重要的不同特征，就是其依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合法性层次。那么，义赈所依托的合法性发生了怎样的变

8、换，这时又处于何种层次上呢？在义赈兴起初期，它主要通过地方性认同来寻求自身的合法性保障。也就是说，它主要是在延续江南地方性意识的基础上，在别处的灾荒与江南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关联。至于这种认同的具体表达，就是把当时社会上盛行的“福报”观念投射到别处灾区与江南地区的关系上，而义赈也就成为江南“善气弥纶”的自然延伸。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福报话语在江南社会中得到热烈响应，才保证了义赈兴起时必需的社会基础。[14]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