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社会教育原则实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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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期间社会教育原则实效性分析----教育范文论文-->一、纵观教育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为根本出发点，以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强国为改革的核心动力，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教的基本原则下，我国相继颁布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类法规，其中以教育法为教育类母法，以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职业教育法和幼儿园规程等一系列单行法为支撑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教育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对教育法规的重要意义做了鞭辟入里的解读，他在其《政治学》中写道：“谁也不会异议，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情是青少

2、年的教育，因为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城邦都深受其害。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因为每一政体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习俗，起着保存该政体自身的作用。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法规有力的保障了社会教育“开民智”、“作新民”、“鼓民力”、“挽救民族危亡”等一系列宗旨的实现，同时也揭示了我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优势。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教育立法经验和教训，奠定了近代社会教育法制化基础，对当今发展社会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的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想，中国特色法律体系需要政治、经济

3、、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共同支撑。当今教育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再是“唯学校教育”至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已经开始成为支撑整个国民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我国现阶段社会教育领域所出现的问题又显得最为突出，其核心即为社会教育法规的不健全，社会教育立法的缺位，社会教育法制化程度低，这些都是影响我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因素。因此，抓住社会教育法规建设这一根本，推进社会教育法制化进程，创新社会教育立法机制与体制，是时代对社会教育发展的期盼。二、以识字教育法规为中心时期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开始反思问题的症结，探索良方以求“御侮强国治本

4、”，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用社会教育的观点来看待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发展，认为国家强盛与危亡的根本不在于体制与制度是否优越，也不取决于大炮火器的多少，而在于全体国民素质的高低。清末十年时期，国内文盲人口数量是惊人的，以至于有学者曾估计清末十年间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数的80%以上，有文指出：“依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不识字的人民占全国总数80%以上，就是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二千万不识字的人”。清政府认为，具备基础的文化素质是维系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面对众多没有文化，目不识丁的民众来说，解决民众基础文化素养严重缺失的当务之急是帮助民众掌握识字和认读等基本技能。受

5、此影响，自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到民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内，帮助民众进行简单的识字和阅读成为发展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该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以简易识字教育为主，为保证该时期识字教育运动的顺利推进。清政府连续的推出了相关的社会教育法律规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政府在1909年（宣统元年）颁布的《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并配套的推出了简易识字课本。《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规定：“专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而设”，“不收学费，应用书籍物品，概由塾中发给”，“欲以辅小学教育之不及，而期以无人不学为归”，“庶贫寒无力入学之子弟及年长失学之人，皆可节缩其操作之光阴，以从事于修业，庶无就学困难之

6、弊”。民众教育思潮和运动的展开与近代中国政治运动有着很大的关联，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早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就发出了“唤起民众”的号召，随着孙中山先生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其对唤起民众也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在1925年弥留之时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其中在“国事遗嘱”部分明确的指出了“唤起民众”是党发展的宗旨。1928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并于同年的7月16日，对社会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一切不符合国民党教育目标的社会教育一律被清除，其标志性法规以《取缔各种社会教育机关违背党义教育精神通则》为代表。社会教育的发展正式由平民教育转向民众教育，在推翻之前

7、社会教育相关法规章程的基础上，国民党政府对社会教育行政和法规建设进行了再次的整饬，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法规，如：《图书馆规程》（1930年5月10日）、《民众学校规程》（1934年6月26日）、《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5年2月8日）、《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1936年8月4日）、《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施行细则》（1936年9月9日）、《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令》（1937年5月24日）等等，该时期围绕着民众教育事业的建设，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大大小小的社会教育法规多达数十部，重新在法规上界定了社会教育的发展，也迎来了社会教育法规建设的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