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 著译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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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的力量著译者言我的这部传记《思想的力量》能在上海出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眼里，每一位读者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读者在我心中（我还要加一句：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这一特殊位置最初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而慢慢形成的。一九八五年，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同行邀请了七位国外经济学家谈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打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谈到改革问题时，仍然常常会提到那次“巴山轮会议”

2、。　　不久，我的《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了。在改革之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通常长期存在食品和消费品以及生产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极度短缺。沿着该书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短缺并不是计划制定者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体制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一体制不断再现着短缺经济。我的中国朋友跟我说：他们可以用我在该书中提出的逻辑，批评官僚集权体制，批评僵化的计划指令体制，并倡导市场化改革。当时，我的所有著作只有这一本拥有众多的中国读者。　　此后，我的著作就很少能在匈牙利文版或者英文版之后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来我又数次访问中国，所到之处尽

3、是赞赏和欢迎之声。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旅行都是伟大的智识体验。在我访问中国各地的时候，无论身处大学校园还是政府办公室，无论与学生和教师一起，还是与政府官员一道，他们总是一次次对我说：“我是你的学生。”对此我总是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一个以写作和教书为生的人听到这些话，能不深感荣耀和喜悦吗？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知道自己在中国有着可以信赖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关心我的命运，在意我的言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真正朋友；我也关心他们的命运，在意他们的言论。　　我非常希望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希望多数读者都能感

4、觉到：他们与之间，存在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联系。　　事实上，中国和匈牙利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匈牙利的人口却只有一千万，只抵得上中国一个大城市的人口。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匈牙利的历史则比较短。两国有着不同的传统、习俗乃至不同的文字，种种不同还可以不断续写下去。当然，两国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　　中国和匈牙利都熟知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律，我在书中将这种体制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这一体制的形成以斯大林的名字为标志，在中国则是以毛泽东的名字为标志。匈牙利是最早对这一体制实施改革的国家。那时候，渴望进行体制改革的中国

5、经济学家，非常希望看到为匈牙利改革奠定基础的那些理论和实践。一九八○至一九九○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匈牙利与其他几个东欧国家一样，加快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与中国的转型过程颇为相似。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读者即将读到的这部传记的背景，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中国读者同样熟悉的历史背景，是他们曾经的生活，也是他们未来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仅是在个人生活外部环境的发展中，而且是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这种相似性。传记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文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6、但我还是非常肯定，我生命中的这些经历也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熟悉的经历，他们会从我的经验、我的处境以及我的选择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选择。　　在我踏上艰难而又激动人心的思想探索之旅时，我还很年轻。此刻，在我撰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了，但我依然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从事研究、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指导学生。中国有尊老的古老传统（在我的祖国匈牙利，也普遍遵守这一传统），因此对读者来说，花一点时间关注一位老人涵盖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或许还是值得的。　　我这一生都在历险。有段时期我身处危险之中，命悬一线，当然我

7、也有和平与宁静的日子；有段时期我饱受迫害和威胁，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忧伤，有段时期我又获得了人们的褒奖和认可；前段时间我还拥有天真的信仰和毫无来由的热情，这之后又继以怀疑和失望。当然，在我不那么天真，思维更加缜密后，我又形成了新的信念。通过重新学习和我的这部传记《思想的力量》能在上海出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眼里，每一位读者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读者在我心中（我还要加一句：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这一特殊位置最初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而慢慢形成的。一九八五年，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

8、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同行邀请了七位国外经济学家谈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打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谈到改革问题时，仍然常常会提到那次“巴山轮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