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华：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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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国华：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1995年1月1日，是国际法历史的分期。从这一天开始，国际法从过去的‘软法’时期进入‘硬法’时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商务部条法司前副司长杨国华对本刊记者说。很明显，对一个法律工来说，WTO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WTO的“法治”。当天的采访也始于法律，终于法律。杨国华详细介绍了中国为入世所做的法律修改、入世后WTO对中国的法治影响以及中国在维护WTO“法治权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交谈中，杨国华对WTO的案例、重要裁决等信手拈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这些案例做了生动详细的描述和剖析。所以，当天的采访不仅是一次采访，

2、对记者来说，也是一次生动的WTO法的“普法教程”。“变法”时期无阻力“中国为了入世，为了国内的法律法规和WTO法规相一致。2000年至2001年期间，中国大规模地修改法律法规。据统计，两年期间，我们大概修改了2200多个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修改对照两个文件，分别是《WTO协议》和《中国加入WTO承诺》。”杨国华首先谈到了中国为入世所做的法律准备。谈到“变法”的具体过程，杨国华举了《知识产权法》修改的例子，即增加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可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原有规定中，复审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局，不可起诉的，与WTO的法规冲突。“这只

3、是法律层面的修改，行政层面的就更多了。此外，还有部门规章的修改等。”杨国华说。据悉，入世前后几年，通过健全法制，在国内基本实施了WTO法。首先，根据WTO法的要求，清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并制定了《立法法》(2003年)、《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2年)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2002年)，全面规范我国的法律法规制定程序;其次，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全面的调整，包括修订《对外贸易法》(2004年)，在原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基础上分别制定《反倾销条例》(2002年，2004年修订)和《反补贴条例》(2002年，2004年修订)等;此外，我国还在入世前

4、后修订与进出口相关法律法规，如《海关法》(2000年)、《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01年)、《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法》(2002年)等;第四，在贸易有关的投资、服务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修订或制定大量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外资企业法》(2000年)、《公司法》(2005年)等。而地方性法规等的修订或制定，更是不计其数。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庞大的“变法”，理论上，遇到的难度应该不小。因为，“变法”在我们的印象中，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不过，杨国华表示，在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各个部门都积极配合，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5、这是我们的国际承诺，也是WTO的要求。”如此纷繁复杂的“变法”，进行得如此顺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废除和建立，保障了我国法律制度与WTO规则和入世承诺的一致性，使我国建立起了一个公正、透明且与WTO原则相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法治建设成果重大为了入世，中国从各个层面的法律和法规的修改数量之多，活动之密集，使中国法制发生了巨变。这是入世对中国法治带来的直接影响。入世十几年来，我国将WTO法转化为大量相关国内法，这是中国法制的直接变化。同时，加入WTO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

6、及法律制度统一实施机制的建立健全。此外，入世还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和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更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也获得了提升。透明度原则影响深远。透明度原则是WTO体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WTO规定‘未经公布的法律不得实施’，这要求所有的相关外贸法规都要公布，增加了透明度。”杨国华说。为贯彻透明度原则，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的公开和透明，并取得重大进展。例如，中央政府X站于2006年1月1日开通。此外，按照入世承诺，中国政府在商务部设立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资讯局，提供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信息，履行世

7、界贸易组织各个具体协定中要求的中国贸易政策通报的义务和措施，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文告》和商务部X站了解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信息。杨国华表示，“透明度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透明度不仅是WTO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更是法治政府建立的一个标志。建立法治政府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这本身并非WTO使然，但应当承认，加入WTO对于我国实现这一目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入世对我国司法实践影响巨大。杨国华还表示，入世对我国的法院审判等司法实践影响巨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法官高晓力此前就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