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魏晋隐逸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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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玄学与魏晋隐逸诗摘要：汉代自武帝开始，儒家思想定于一尊，道家思想从此陷于沉寂之中。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曾经儒学一统的天下被彻底打破，老庄思想重获新生，并在魏晋之际形成了影响极为深远的哲学思想——玄学。同时，由于诸多士人深受老庄生命哲学的熏陶，纷纷走向山林田园，追求道家的自然人格，天下掀起一股隐逸的高潮，宣告了中国古代隐逸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在玄学的影响下，魏晋隐逸诗歌体现出鲜明的玄学特征。关键词：魏晋；玄学；隐逸；诗歌；内涵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可谓是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西晋以来，玄风盛行，正始年间，王弼、

2、何晏提倡“贵无”思想，著《老子注》、《道德论》、《周易注》等，完成了老庄哲学向玄学的演变。西晋惠帝时，向秀、郭象《庄子注》出现，又使玄风大畅，玄学终于酿成时代精神。而玄学标榜老庄，则必然主张超乎世俗、希企隐逸。王瑶先生说：“到玄风大炽以后，这种以隐逸为高的思想，更普遍于士大夫之间。”［1］（184页）玄学的产生使中古文化结构由此而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调整，形成儒、道、佛三家互补的文化格局。而这种文化格局也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当玄学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魏晋隐逸诗也随之而进入创作的兴盛时期；并自然而然地将玄学作为它的核心

3、内涵，通过不同作家在同一隐逸题材中表现出来。一、玄学的产生与魏晋隐逸诗的兴盛“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2］（7页）正始年间，老庄思想在沉寂几个世纪之后，重新抬头。生于此时的天才哲学家王弼，与另一玄学大家何晏共同为道家经典著作着注，这便是在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老子注》、《道德论》、《周易注》等，从而完成了老庄向玄学的演变。“三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夏侯玄、何晏、皇甫谧、嵇康、阮籍

4、、向秀、王弼、钟会、王戎等人相继出现于思想史中，标志着玄学时代的到来。”［3］（323、324页），所谓“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4］（675页），“有晋中兴，玄风独振”［5］（1778页），玄学在当时之盛，由此可见一斑。魏晋玄学清谈大抵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时期；以嵇康、阮籍、向秀为代表的竹林时期；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的东晋时期。其中，郭象哲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正始玄学的领袖是王弼、何晏，据《晋书·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

5、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为之用，无爵而贵矣。”这个“无”实际上是把客观世界一切属性抽空了的、最高的抽象概念，王弼试图“用‘体用如一’、‘本末不二’来论证‘无’(本体)和‘有’（功用、现象）的关系，建立其‘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体系”。［2］（45页）竹林时期，司马氏当政，以崇尚“名教”相标榜。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却反其道而行之。嵇、阮二人的思想体系以崇尚“自然”为特点，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同为“竹林七贤”的向秀，其思想却和嵇、阮大不相同。向秀试图调和“名教”

6、与“自然”的关系，他把“自生”、“自化”的概念引入其思想体现，作为注《庄子.》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后来的郭象和裴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郭象是西晋泰始、元康时期最重要的玄学家，其哲学思想也是魏晋玄学发展的最高峰。郭象哲学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从理论上把超现实的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之中。郭象认为，“有”是唯一的“存在”，提出“独化”的概念，即任何事物的生生化化都是独立自足的，因此“无待”是绝对的。“‘独化’”学说可以说较彻底的否定在‘万有’之上还有一个作为存在的根据的‘无’，对王弼、向秀思想体系中的问题作了回答，

7、进一步解决了‘体用如一’的问题。”［2］（74页）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山林之中”就在“庙堂之上”，真正的“外王”必须是“内圣”，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样就真正地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儒家和道家从根本上就“一而二”、“二而一”了。东晋时期，门阀世族发展到顶点而开始走向衰落，他们不再关心社会现实问题，而是关心个人的生死解脱问题。东晋中叶的玄学家张湛，在王弼“贵无”的思想基础上容纳郭象“自生”的观点，并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与“元气生成”的宇宙构成论相结合，在现实世界之上虚构了一种超现实世界的理论。郭象的哲学是以

8、否定超现实的存在为中心课题，而张湛的哲学则是以肯定超现实的存在为中心课题。张湛哲学体系企图包容各家，把魏晋玄学引入了绝境。这时，佛教与道教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佛教般若学流行中国，鸠摩罗什翻译了《般若经》的释论《大智度论》和阐发般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