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让宪法管饭 让孩子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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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千帆：让宪法管饭让孩子考试　　“宪法管饭吗？”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的办公室里，张千帆先生一边说一边抬起右手，把身体向前倾，汗衫从衬衣里冒出来一小截—他只有参加重大会议或者面对镜头时才会套上一件洗旧的黑色西服，系一条只需把头伸进去就完事的免结领带。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初次接触宪法学20年之后，张千帆仍然不太像人们想象中的宪法精英。多数时候他是一名时评家，他写了上百篇评论，涉及重大社会议题，也涉及利益集团的推诿、操控和掩盖；写了重庆最牛钉子户吴频、湖北女服务员邓玉娇，还有“东莞禁止养猪”事件—这件事关系到程序正义。有的时候他成了调查记者，走进上访户坐落在运煤铁轨旁的自建房，判断各个利益相关方

2、说辞的真假。今年他被更多的人看成有良知的斗士，在一段《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视频中，他直言专制社会的恶果，大声疾呼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　　“我只是想说宪法当然是管饭的。”他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他所做的只是避免宪法变成抽象而空洞的概念。或者按照张千帆的另一个比喻—他好像对吃饭这件事特别在意，“法律就像炒菜，要通过现实中的油盐酱醋炒出一锅可以吃的菜来。”　　从物理学家到宪政学者，张千帆始终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两年，这一点体现在了他为推动教育公平所作的不懈努力。　　这盘菜炒得并不轻松。去年，长期关注高考招生公平的张千帆突然发现招生之前有一个问题的解决也许更为急迫：是否

3、允许随迁子女在当地高考。在中国它与户籍制度和地方保护主义相勾连，“他们的户籍不在随迁地，所以不能在那儿参加考试，学籍又不在户籍所在地，所以可能不被当地的学校接收，两头落空”。　　除此之外，分数线的巨大差异让这些回原籍的孩子产生了心理压力，“一些孩子因为心理压力开始不停地吃”，还有一位住北京房山区的孩子，“回四川老家就流鼻血，止都止不住”。　　从2011年到2012年，他连续三次向教育部门上书呼吁允许随迁子女在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在各方的努力下，201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他的研究生李少文经常看见他骑个没锁的

4、破自行车在北京大学转悠，或者戴着一顶白色的鸭舌帽，低着头走得飞快。他隔三岔五就要主讲各种关于教育公平的讲座，参加随迁子女高考平等权利研讨会。这让他成为随迁子女家长的代言人，当然也成为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挡箭牌。他被一些不愿意被挤占名额的京籍激进家长描述成“悍然挑拨族群对立，是‘异闹’头目和精神领袖”。有一个人给他“寄了有四五封信，笔迹都一样”，里面充满了各种夸张的形容词和惊叹号，教授的“授”字还被去掉了提手旁。　　张千帆觉得这缘于每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旦侵犯到你的利益，你表达反对，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他也感受到了和以前不同的压力。“之前我写征地、写上访，在民间没有产生任何质疑，普遍

5、现象是你骂政府，他就挺你，你为弱势群体做事他就支持你，但是如果你触犯了他的利益他会骂你。”　　他一直想和这些反对者面对面好好聊聊，因为“在网络匿名情况下无法对自己的话语负责任”。他觉得这些京籍家长在他关于异地高考的讲座中都出现了，“双手抱着肩膀，看上去比较无奈”，但在互动过程当中他们从不吭声。　　张千帆慨叹身为宪法学者在中国的幸运和不幸。“中国没有宪法领域的法官。但是法官的不幸竟造就了评论家的幸运：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才有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　　他现在已经可以熟练、自觉地用“司法审查”和“宪法审查”来代替“宪法司法化”，但他同时也觉得“可能韩寒更加适合这个工作，他也许

6、能够用青年人更能接受的语言来表达一些宪政思维”。　　也许在20年前不从物理学转行，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些烦恼。张千帆被开玩笑地称之为中国宪法领域物理最好的人——他16岁进入南京大学固体物理系，20岁进入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生物物理，那时候他看到视网膜上的视杆蛋白受光后的分子运动，觉得“美得不得了”。　　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物理学的最大优点就是关注实际问题。“物理学并不只是纯粹的理论，你必须从具体的实验中去获得经验。这与我现在研究宪法学的基本途径是一致的。”　　但在博士毕业之后，他却发现物理学无法给他带来“安身立命”的东西。尤其在1980年代末，那时身处海外的留学生格外关注国家的命运，他发现以

7、前的工作与成功只是一种自我陶醉，它离中国的现实过于遥远。　　“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并没有像释迦牟尼那样坐在菩提树下一夜顿悟，我是一个觉悟很慢的人。”他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做了各种铺垫，包括在1990到1992的两年博士后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科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真正转入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时，他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手足无措。　　“政治经济学期末论文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尽管知道要写什么，但却一个词也打不出来。”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