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危机对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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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危机对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研究　　【摘要】当前社会“老人摔倒不扶”等陌生人之间不相信任的事件频发，我国已经进入信任危机时代，社会信任危机已成为突显的社会问题。大学生作为一个道德社会化不完全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度较高。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会信任危机对大学生的道德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主体唯我化、价值评价利己化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根据研究结果，笔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社会信任危机；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消极影响　　关于“信任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是这样界定的，“信任危机作为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是一个伦理学术语。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根据前人对社会信任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定义并不全面。但由于笔者研究的需要，即研究道德层面的陌生人间的信任危机，因此，该定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已经具备了依靠自身意志作出理性行为的能力，但同时他们又没有走向社会，没有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化，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性较强，因此他们对社会道德现象会有更敏锐的感受，其道德认知和道德价值倾向也更易受到社会信任环境的影响。那么当今的社会信任危机到底会不会对大学生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呢？若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从当今社会热议的“小悦悦事件”、“彭宇案”等有关帮助陌生人的道德层面的社会信任缺失入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具体了解其对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在弥补前人研究空白的基础上，促进大学生正确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培养。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分析单位为大学生，具体调查方法为发放网络问卷。之所以选择网络问卷的方式，是将全国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研究，排除了大学生群体内因专业、年级不同等所导致的异质性差异（笔者也通过查阅以往关于大学生道德素养研究的文献，发现此异质性几乎不存在）。而大学生群体对网络各种平台的使用较为积极，加之网络问卷必答题设置可以保证回答率等特点，因此采取网络问卷的方式在相对于实体问卷更易实施的基础上，也更能保证抽样的随机性和回收问卷的有效性。当然，尽管如此，由于资源和条件的限制，还是无法做到抽样框的完整和抽样过程的完全客观。为此，笔者在问卷发布时会选择多种平台，并且设置了转发奖励功能，尽可能保证问卷的覆盖率和随机性。　　本研究共发放网络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有效回收率为99%。　　从以上样本基本情况也可以看出此样本基本具有代表性。　　二、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大学生传统道德观念仍较强烈，但信任危机面前存在恐惧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肯定“雷锋精神”的存在价值，他们内心总是希望向雷锋学习。并且，只有极个别同学不赞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刚正不阿”等传统道德要求，可见在大学生的心目中，传统道德观念仍然占有较重的分量。　　然而，雷锋不适合在当代社会生存，大学生在社会信任危机面前畏手畏脚，不敢践行“雷锋精神”。随着道德失范案件的频频发生，人与人之间信任纽带的断裂一次次威胁着社会发展的道德力量，大学生不敢弘扬正义与美德的道德恐惧正是这种社会信任危机的悲剧。　　卢曼在《信任》一书中提到，信任“不是意向中的经验的构成因素”，他认为信任是易变的。笔者认为社会信任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诸多道德沦丧事件是该变化的催化剂，而社会信任危机则是变化的结果。在过去，大学生受积极正面的传统道德教育，受优良的社会风俗和习惯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陌生人间建立起了互信机制，从而形成信任他人、帮助他人的心理和行为倾向[1]。这种信任机制虽然具有延续性，然而大学生是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实现社会化的，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他们经历了社会环境由相互信任到信任危机的转变，频频发生的道德失范现象，多少人给予信任行为却收获欺骗，这些恶性事件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积累起来的社会信任体系，从而弱化大学生的社会信任。因此，大学生内心仍保留着对美好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崇尚，但现实中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信任危机面前的道德恐惧。　　（二）大学生道德选择趋于理性化 　　大学生作为接受过较高层次社会化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群体已经具备了依其自身意志做出理性行为的要求，他们已然学会凭借个体独立的主体性人格和一定的判断力以及对道德与价值标准的崇尚，从多种对抗的价值观念中做出理智的评判与选择。然而，他们又没有走向社会，没有实现完全的社会化，其价值判断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性仍较强。　　在社会信任危机爆发的时代，大学生在对陌生人的信任问题上更倾向于理性考虑。例如，在遇到“小悦悦”事件等类似事件时，他们不会不假思索地直接救人，或是采取拨打120等借助外部力量的方式，或是选择寻找证据、跟随他人等保护自己的方法；他们会理性权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助人为乐也需要理性考虑。同时，他们承认这是社会信任危机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冲击的结果，是社会信任危机让他们更理性。　　根据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理性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福利，或至少不损害自己的福利。”在社会信任问题上，理性人的出发点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因此，理性人必须先权衡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的轻重比例，再决定是否信任他人。笔者认为，在类似“小悦悦”事件等道德层面的社会信任问题上，这种收益与损失并不是物质财富的绝对计算，而是指道德和信任倾注与个人利益社会价值间的理性权衡。因此，笔者认为在社会信任危机面前，大学生理性道德选择意识增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基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本就不能满足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等的充分信息这一信任前提；其次，如“彭宇案”等众多案例的助人反遭诬陷的结果导致信任主体的成本收益计算中个人利益损失比重加大；最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有限，他们会基于保护自我的视角从而有意识将个别信任沦丧事例普遍化，将潜在损失放大化。 　　（三）大学生道德价值倾向功利性，利己主义色彩明显　　目前，受社会信任危机影响，部分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功利化。他们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半径。正是因为他们有严重的功利思想，所以面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选择时总是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例如，当问及大学生遇到“小悦悦”事件等类似事情时，最主要考虑哪一因素，比例占绝对优势的答案是“个人利益是否受损”。同时，不到五分之一的大学生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六成以上的大学生不同意即使自己吃亏也应帮助别人；只有极少数大学生赞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很多人在处理两者关系时还是会选择优先个人利益（表格6）。当然，大学生在面对此类道德选择时的利己主义倾向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不开当前社会信任危机环境的，正如表格8显示，社会信任危机严重，大学生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简·曼斯布里奇认为信任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对他人可信度的估计，另一种则是他人可信度不高，仍然愿意相信他人的利他性信任，它包含着让他人受益的意愿。笔者认为陌生人之间的助人行为就属于利他性信任。　　利他主义行为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行为，是社会奉行的价值取向。古典社会学家孔德认为，“利他主义是一种强调他人利益，颂扬为他人作出牺牲的精神，并以此作为善的标准。”然而，当前社会，简单的助人行为都不能达成的社会信任缺失事件屡屡发生，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发展，很多大学生不再视这种行为是一种高尚道德的行为，更有甚者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如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认为“雷锋精神” 是理想化不现实的道德水平，一半以上的人认为雷锋不适合在当今信任危机的社会生存，而有同学直接否定雷锋的存在价值（表格2与表格3）。　　社会信任危机面前，大学生懂得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没错，但他们选择个人主义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从而忽视了利他主义精神是人道德人格完善的本质需要。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谈及，一个人之所以会放弃自己的好恶利己之心，而本于责任无私利人，只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人格价值与此相比，一切个人得失都无足轻重。一个人之所以利他，是为了完善自我道德人格。而如今，大学生利己主义明显，这必然会对大学生的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素养建设形成一定的阻碍。而社会信任危机环境中“先找证据再救人”这种利益驱动原则泛化的现象无疑成为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利己化的祸首。　　（四）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知行不一”现象存在　　当代大学生自幼接受积极正面的教育，形成的道德认知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他们在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判断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和选择，并懂得将知行合一作为自己的追求。然而，他们内心总是想向雷锋这种道德楷模学习，但信任危机面前却事与愿违（表格3）。可见，大部分大学生在行动上出现了知行脱节的现象，思想上认同的道德规范常常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同样，知行不一还表现在：他们都不赞同18位路人漠视小悦悦被车辆碾压的行为，60%的大学生甚至不能理解，但遇到类似事情时，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首先考虑个人利益是否受影响，只有极个别同学会不顾一切、立即救人；他们几乎都认可“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但几乎没有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绝对社会利益（表格2与表格6）；他们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又都不希望遇到事情时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 　　"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养成是知行相关的互动作用过程。"在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除其主观意志作用外，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至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不良的社会环境是诱发知行背离现象的外在因素。在当前社会信任危机的情境下，大学生看到了更多的"非道德行为"，在道德"负效益"的影响下，大学生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出现主体迷失倾向，部分学生可能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置道德规则于不顾，出现道德认知和践行不一致的现象。　　（五）大学生社会信任危机意识强烈，责任心突出　　大学生既是社会信任危机的被影响者，同时他们也无时无刻不与社会进行着互动，因此他们也是社会信任的主体。研究发现，大学生还是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的。数据显示，有98.5%的大学生对"小悦悦事件"等类似事件有完整了解，其中，一半以上的大学生还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66%的大学生将"小悦悦事件"的关注焦点放在了没有履行道德实践的18位路人上。从这两点上足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关注和关心程度。　　从上面的表格7与表格8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只有极个别大学生认为社会信任危机对他们的道德素质培养没有影响，同样极少数同学认为不会对传统道德价值观产生冲击。因此，绝大多数大学生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信任危机的影响和危害。　　而对于要不要进行道德建设，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高达八成的大学生相信社会信任危机下更应加强自身道德素养建设，九成大学生支持广州上万名市民集体悼念小悦悦并签名“拒绝冷漠？唤醒真爱” 这类重建信任活动。　　大学生强烈的社会信任危机意识是其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的反映，是其内心深处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其作为这一较高文化素质群体一员的良好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诠释。　　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证明社会信任危机的事实并没有冲破大学生的道德底线，这也成为社会信任重建的前提和希望。　　三、结论与讨论　　当前，随着陌生人间各种信任缺失事件的频发，我国进入到了社会信任危机时代。调查显示出社会信任危机对大学生的道德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否定大学生学会理性看待问题、提高了保护自身利益觉悟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忽视其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危机面前需强化道德建设的决心和责任心，更不能低估他们较强的传统道德观念与高度的道德认知的正能量。然而，在信任危机面前，大学生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不敢相信他人的道德恐惧、不能将道德认知落实在行动上的“知行不一”、助人之前计算潜在得失的“理性”考虑和优先选择自我利益的个人主义准则，这些已经成为大学生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素养建设的阻碍。因此，笔者得出结论，即社会信任危机对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主体唯我化、价值评价利己化为其负面后果。　　若想改变这一现状，促进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良性化发展，需要主客体以及媒体作为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一）从社会信任重建角度出发 　　社会信任危机作为大学生道德的影响主体，若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问题，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从根源上入手即整治信任危机环境，重建社会信任。然而，重建社会信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可行性和解决路径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二）从大学生自身道德建设角度出发　　道德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内容之一，它可以理解为“道德主体将特定社会所肯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加以内化，形成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过程。”美国学者R？赫什提出，“人的道德并不是有抽象的道德原则所体现的，一般表现为三个方面：1、关心他人，愿意帮助并保护他人。2、能够进行正确的道德的判断。3、行为。”针对当前大学生在道德社会化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内在自我约束和外在教育共同作用才能得到大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结果。即一方面大学生必须提高对道德规范的重视程度，正视自身道德行为的不足并努力克服改善；另一方面则需要革新学校德育教育。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　　（三）从舆论环境支持角度出发　　如今，大众传媒成为大学生获知信息的首要途径，随之而来的是其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价值导向以及对大学生认知与行为的引导。以南京“彭宇案”为例，媒体过分关注了彭宇扶起老太被告撞人的结果，并先入为主地观之“好心没好报”等评价，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但却忽视了其对社会的负面伤害，在受众中造成了信任恐慌。天津“许云鹤案” 又延续了这一报道思路，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标签化套用模式。对这些个别的社会失信事件无限次地重复与强调，必然会使社会阴暗的一面得到放大，对道德社会化不完全的大学生无疑会起到负面的示范效应，对其道德价值判断产生消极影响。那么如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媒体对社会信任缺失事件的报道如何从正面引导大学生的道德建设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德】伊曼努尔·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孙科炎、李婧.行为心理学[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　　[3]周长城.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白春阳、安文军.论社会信任的本质[J].甘肃社会科学，2008（2）.　　[5]翟学伟.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2008（4）.　　[6]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