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与李商隐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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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阮籍与李商隐的契合在文史上，魏晋的阮籍和晚唐的李商隐是两段真风流的代表，二人在诗文方面的幽深曲奥多为后世称道，那么他们究竟有哪些契合处，造成这些契合的因素是什么？在契合外又有哪些差异呢？　　　　一、两个大时代之后：建安与盛唐。　　建安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人才也考验人才，有志之士都渴望一显身手，在这幕时代史诗中勾勒出最惊心动魄的一笔。所以建安诗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将这种雄心壮志贯注在诗歌中，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一种“真力弥满，劲气充周”之感。位居相王之尊而雅爱文章的曹操，历经汉末战乱

2、与三国争霸战争，当其“横槊赋诗”之时，那种踔厉风发的精神，那种对生命的理解与关怀的悲慨之情，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看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的诗句，那志在统一天下的雄图大略和信心，以及至老不衰的奋斗精神，表现得何等鲜明和执着，建安的其他诗人所处的地位与曹操不同，但各人都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抒写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豪情壮志。而唐王朝则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中国封建史上最为繁荣的朝代，开国后一百多年由于政治安定，生产力大有发展，统治者也大力选拔

3、人才，因而一般士大夫有进身的途径，这使他们对自己对社会都充满了信心，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因而抒写宏图大略，实践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那种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决策朝廷、立功边塞的雄浑气度盛气凌人地镌刻在盛唐人的思维中，从人们的诗文中大气磅礴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　　阮籍与李商隐分别处在这两个大时代之后，这两座人文精神的高峰，在其它朝代是不具备的，如赵赵宋王朝，一开始就是外患连连，国力持续走下坡路，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辉煌。所

4、以自然地，辉煌时期留下来一些精神深刻影响着阮籍与李商隐，在阮籍的言行中，还有建安时代豪放不羁的遗风，而李商隐的诗歌里，盛唐气象转化为一种情深之至的追忆，并且在二人的诗歌中，深深地、时隐实现地表露出对大时代逝去的沉痛。二人的人生经历，同样地叫人感到悲慨与沧桑，是以在大的背景下，阮籍与李商隐相似地契合在一起。　　　　二、特殊的末世心态与幻灭感。　　阮籍所处的年代，是在曹魏政权日薄西山即将倾倒的时期，而李商隐处世的年代，则在晚唐王朝奄奄一息的末年。这两个末世有一个共同之处——内部祸乱。曹魏政权丧于司马氏之手，

5、唐王朝先有安史之乱、后有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在位者的昏庸无能更使二人看不到希望，增添“穷途无路”之叹。就像一个人沉疴不起而变得沉郁多感一样，他们的这种心态不同于以后的末世之人，如赵宋王朝，自始至终外患频仍，建国之初的几次北伐就连吃败仗，以后便是国力的持续衰弱，那样的境遇造成的是如文天祥那样的硬骨头，在最后的时刻还能斗志昂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魏晋与大唐帝国，曾经何等辉煌，最后千里之堤还是毁于附庸的宵小，这样的没落叫人还有什么希望可以寄托？还有什么激情去奋斗？所以阮籍佯狂疯癫，终日饮酒，有时还访道求隐，

6、实则对当时的世道已非常失望，并不只是为逃避政治压迫而已。但那种盛时留下来的遗风未远，辉煌尤其使人每每思之怆然，加上政治高压，这样境遇中的阮籍心情的悲慨可想而知，发为文字，都寄托在他的《咏怀》之中。故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而李商隐则更加具备这种无可奈何的末世情怀，在他的许多诗歌中，都表现出这种沧桑感与幻灭感，如《风雨》：“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此诗写于诗人晚年，诗人漂泊一生

7、，除了少年时期诗名得意而外，始终不得其志。长期沉沦漂泊、厕身幕府的诗人已经到了人生的穷途。面对《宝剑篇》，想到盛世的人们何等洒脱，而如今自已空有满腹才华抱负不得施展，羁旅漂泊，一无建树，恰似这风雨飘摇的末世。心中苦闷与悲凉惟有凭借诗与酒来抒发，如在他的《锦瑟》中，虽然明写爱情的成分为多，何尝没有“香草美人”的托喻在其中，在“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自况中、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低回中，难道看不到诗人无限沧桑的时代宿命感？李商隐的一些写的极好、传诵千古的诗为何冠之以“无题”？因为

8、那时代寄寓他的情绪，有些实在不能以一个题目来概括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只好申之以“无题”。如他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样一首诗，写的凄然苦情，我们一般拿它做情诗来赏析，但我们总能感到其中多了一些一般的爱情诗所没有的东西，那不就是时代沧桑所赋予李商隐诗歌的那份厚重吗？难怪后人称之为老杜后七律第一人。　　　　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