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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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2002年8月

2、，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

3、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学术机构，以杰出的贡献享誉史坛。她在相当长时期以研究先秦史、断代史及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

4、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

5、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

6、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

7、神和研究的活力。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　　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

8、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