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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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述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着的问世[1]。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

2、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1]。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

3、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学术机构，以杰出的贡献享誉史坛。她在相当长时期以研究先秦史、断代史及文献学、考古学著称，1980年以来研究方向转到历史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范围。这种转变及其研究的具体方向，该所是这样说明的：1980年以来，新进一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范畴上均有新的发展，其研究的重点为利用历史材料以及田野工作所搜集当代民间材料，从事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医疗史，以及

4、生活礼俗史之研究大抵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范围，而总归于社会和文化。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结构的探讨更进一层研究生活礼俗的演变，从关注人群生命而及于医疗疾病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生死观等思想心态的课题。宗教史，主要探讨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包括古代宗教、道教、佛教、与近现代之民间宗教，以探索基层社会人群之心灵层次的关怀为主。民族史，主要探讨对象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也包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的历程，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古代民族的形成。至于妇女史研究，主要着重妇女在历史上各项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旁及生命医疗[1]。该所与这种研究方向相适应，设立了文化思想史、法律史、礼俗

5、宗教、生命医疗史等研究室。该所的历史学家“是以广义的社会史占最大多数”[1]。由此不难了解到，这个富有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在人员上、机构上、研究方向上，均从政治史、人类学和文献学为主的研究转到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来。这种转变，从生命医疗史的研究的确定更能显示出来。为开辟人群生命史的研讨，于1992年成立“疾病、医疗与文化”专题小组，除所内人员参加，还吸收所外同好和青年学生。小组规定每年度大约举办十次讨论会，每次基本上由一个人作报告，到1997年六月已举行48次讨论，57人次作报告，在《新史学》杂志上出版了《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研究专辑。还于1997年六月举办《医疗·社会与

6、文化研讨会》[1]。这个小组后来建设为刚刚提到的生命医疗史研究室。如此有影响的历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的更新，标志着台湾史学研究的转向新史学，或者说转向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现在要说的一个事例，支持我们台湾史学研究与史语所同样转向的说法。九十年代台北艺术大学有计划地进行台湾老照片的搜集与研究，它的“台湾老照片数位博物馆”于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台湾老照片，三年后收集近三万张，按内容分成十二类，设馆展出，其“台湾原味：生活馆”，含有台湾人的生活空间、台湾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写真四个展厅；“方园台湾：地理资讯馆”，展示大稻埕风华，有“去河边散步”、“到街上逛

7、逛”、“今天扮什么戏”等单元[1]。可见老照片利用到说明历史上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相一致。搜集老照片，在1999年南投县的大地震后，人们更感到灾害会毁灭历史的资料，不作有意识地收集保存将会丧失历史，故而拨专款组织人员进行专题搜集与研究。用群体的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专题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方向选择的准确和富有创意，“医疗·社会与文化”专题的提出，富有学术前瞻性，是新史学的开创性方向，它的被提倡，实属难能可贵。将老照片作为史料来运用，是近年学术界开展的事情，为新史学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上述二例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