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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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

2、，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

3、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

4、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

5、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

6、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１００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

7、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

8、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蒋介石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