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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1930年代文学与新兴电影艺术的交互作用四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鸦)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电梯把他吐在四楼,刘有德先生哼着四郎探母踏进了一间响着骨牌声的房间{1}这是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1930年代所写镜头感极强的句子。你仿佛也跟着小说人物进入了现代化的电梯间(这在当年还是很稀罕的),然后二楼、三楼地上升。镜头扫过一层层相似的上海富人“腐朽”的消费生活画面,把你带入具体可感(可视,也觉可听可闻)的情境中。这是电影这种现代艺术如何作用于中国小说叙事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可以看
2、到现代物质生活连同艺术,在1930年代的都市已经大规模地“渗入”文学的疆域。这种渗入或反渗入,并不仅限于电影和文学,比如还有绘画、音乐、戏剧、新闻、画报等等都与当时的文学发生各种关联。因为文学不是单独发生的,文学自来便与其他艺术,与其他文化媒介、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只是用1930年代新兴的电影作一代表,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置入文学史来进行一次描述的尝试。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看去,在无声电影时代是文学影响于电影更多一些的。本来电影自西方发明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1895年在巴黎作第一次的放映,次年即传入上海的茶楼和游乐场。今发现《游戏报》上的《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写的确系在
3、沪地公共场所观看电影,而不是放幻灯,时间为1897年。{2}到1907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建成第一个电影院“虹口影戏院”。之后陆续有一批外资影院兴起,演的都是外国片,观众多为买得起电影票的洋人和高等华人(那时的票价高者两元三元不等,可不算个小数目。按照1876年出生的著名通俗作家包天笑回忆,他25岁在苏州结婚时一桌八碟两汤两炒四小碗五大碗的酒席才需两元钱{3})。国产电影产生略迟,一般定在1905年。这一年北京前门大栅栏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谭鑫培的京剧记录片《定军山》片段。而第一部中国故事片则要到1913年才在上海外国人办的亚细亚影片公司摄制,片名《难夫难妻》。参与人如编剧郑
4、正秋(观摩过兰心戏院外国人的话剧,文明戏“甲寅中兴”的主角)、导演张石川等都与文明戏有关,原来组织过新民社、民鸣社,这时拍电影采用的也是“幕表制”,就是导演把故事分场一说,大家即兴演出和拍摄。可见中国初期话剧对电影的影响。等到采用现成的小说和译作来改编电影,甚至动员文学家来创作故事供拍摄之用,即是鸳鸯蝴蝶派的一统电影天下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和电影发生联系是很自然的。上述郑正秋、张石川等人1922年成立了明星影片公司,为中国最早的商业性摄制机构之一,我们不妨以它为例来看鸳蝴电影的情况。1923年“明星”的《孤儿救祖记》一炮打响,这个片子后来在电影史上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有了艺术追求的标
5、志,所编排的就是鸳蝴型的言情故事。到1933年“明星”拍摄茅盾的《春蚕》止,这10年间电影和新文艺简直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因为都市里的观众是市民,通过电影要看的是市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情节和人物。新文学家根本看不上粗制滥造、低俗不堪的国产片,所以两边互不搭界。1924年郑正秋第一次使用文学名作改编电影,采用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作品徐枕亚的《玉梨魂》。据包天笑回忆,在初创电影的阶段,“那时明星公司,由故事荒而转进到剧本荒了”,曾找他把他的两部小说《空谷兰》与《梅花落》改摄电影。后来还改编了他的短篇小说《一缕麻》,名字换成《挂名夫妻》,“是阮玲玉破题儿第一回之作”。{1}直到1928年以
6、后,“明星”的郑正秋、张石川仍继续合作编导,将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江湖奇侠传》的部分故事改成18集的《火烧红莲寺》,由郑正秋的女儿郑小秋和后来暴得大名的胡蝶主演,掀起了中国武侠片生产的热潮。这部片子上演引起的轰动让左翼作家感到吃惊,茅盾就曾著文描述过电影院里的场面:“《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止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大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
7、2}茅盾的立场是批判的,但是从文章的一个侧面可以感受到它当时受观众欢迎的热烈气氛。鸳鸯蝴蝶派作家参与电影的人数众多,如周瘦鹃、程小青、郑逸梅、姚苏凤、徐卓呆、顾明道、王钝根等。严独鹤参加了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制作,并在约张恨水为《新闻报》“快活林”副刊写作《啼笑因缘》大获成功之后,又亲自将它改编成电影,广为传播。鸳蝴文学与电影如此密切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联系,从正面的意义看,是真正支持了国产影片,使得国产片在制作粗陋的情势下,能以低成本、低票价的优势,同大规模输入的外国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