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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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有较强的政治性。探讨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统治阶级提供历史借鉴，以制订和修正政治措施。褒扬善人善事，贬斥恶人恶事，极力宣扬伦理道德，加强人们道德修养，教化人民。正如唐太宗李世民给编纂史书所规定的政治原则那样“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使史学著作与政治紧密结合，得到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促成了我国丰富的史著，也使史著在封建社会的全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举例探讨一下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以期为现代史著编撰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下面二个方面。1“明罗治体”

2、，就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探讨为政优劣，以资治道和推测未来，给统治者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我国最早的史书就是从服务于赞治的文字中编纂出来的，诚如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史源》中所说：“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即史书的最早编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春秋》编纂的目的就是“惩恶而劝善”，要明君臣之分，以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1〕为原则，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他在《史记》中探求天人之间的关系

3、，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对鬼神提出大胆的怀疑，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而乱臣贵。”这里祯祥即政治清明，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结果，妖孽就是政治黑暗，是“贤人隐而乱臣贵”的结果。他还直接批判今上（汉武帝）的施政得失。他在《项羽本纪》赞中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过也’，岂不谬哉！”蒙恬以筑长城为绝地脉，司马迁在赞中责备他“轻百姓力”。他在《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

4、？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决不是由天命，而是人为造成的现实问题呀！说明事在人为。他在《封禅书》所载李少君、文成将军、栾大等，皆以鬼神欺诳为事，浪费了大量财物，这只能反映出统治阶级的贪婪无厌，为求长生不老，可以一欺再欺，而终不悔悟，“方土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司马迁目睹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败，人民遭

5、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他深刻地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热情洋溢地歌颂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列之于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实际是告诫统治者要引以为戒，否则腐败到一定程度就会覆灭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东汉荀悦提出了“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3〕，他认为编写史著的原则是“综往昭来”，记载“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让统治者有鉴于此。〔4〕在《汉纪》序中，他自信此书，“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薮”。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也是以

6、为统治阶级提供前朝经验教训为原则的。他注重“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还通过篇后的“赞曰”，“论事非，寓褒贬”，以使皇帝“明鉴戒”。从而明显地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精神。他在《汉书》中充分肯定郡县制的作用，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候“骄骞，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削藩之策。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5〕。这就为东汉推行郡县制，削弱诸侯国之权势提供了借鉴。班固认为西汉刑狱繁重，其原因是存在“五疾”：一是“礼教不立”；二

7、是“刑法不明”；三是“民多贫穷”；四是“豪杰务私”而匿奸；五是“狱犴不平”〔6〕。这“五疾”之论，具有远见卓识，至今对政治仍不乏借鉴意义。班固创立了《沟洫志》主要写治河，汉代以农业为基础，国家经常“劝农”，注意兴修水利，水利得失直接影响民生，贾让的《治河三策》，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汉代武帝时之强盛而汉末之衰败，同黄河的治理与失修关系甚大。班固写历史人物，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使贤任能的思想。对汉初任用智士，他曾经发表议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智）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使后人借鉴重用才智之士。在对待少数

8、民族的关系上，他强调与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