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与致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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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真与致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思想：求真与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治史思想。但二者并不是置于对立的两极，而是求真传统蕴含在致用传统之中，致用统摄了求真。近代史学将求真从致用的涵盖中独立出来，为求真赋予了追求历史真相，追寻客观历史的内容和标准。实录与褒贬之所以能够在古代史家那里统一，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家普遍有着一种“直书其事，褒贬自见”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消解了实录与褒贬之间的矛盾。而传统史学背后存在的由经学确立并被普遍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是“直书其事，褒贬自见”能够成立的原因。近代以来经学背景的失去，使史学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造成了近代史学与

2、传统史学的本质上的不同。求真与致用亦由此发生了区分与对立。　　关键词：求真；致用；传统史学；近代史学　　：K2：A：1673-0992（2010）11-0000-01　　　　求真与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治史思想。对求真与致用传统的研究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分析辩证，近年来颇得学者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思想以及形成这种传统的背后的文化因素，亦可看到传统史学在近代的转向。　　一、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求真理念。　　被视为中国传统史学“求真”理念开端与典范的《春秋》中记载了董狐与南史的实录精神。　　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

3、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襄公二十五年，太史公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问既书矣，乃还。　　在这里，孔子将“书法不隐”作为了“良史”的标准。　　同样，《春秋》本身也在许多地方遵循了实录的原则，例如：隐公四年记：“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将卫国的内部斗争如实

4、记录，并未为尊者讳。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春秋》对史学实录精神的提出和确立，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论：“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史学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　　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致用理念。　　如前文所述，“致用”包含了政治得失借鉴与道德善恶褒贬两个方面，本文只讨论道德善恶褒贬一方面。史书蕴含褒贬，有致用目的这一传统亦是由《春秋》开启的。《左传》成公十四年云：“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春秋》中褒贬手法是“暗含褒贬”，即所谓

5、的“春秋笔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用词的褒贬；二为《春秋》中的书与不书。　　《春秋》中用词的褒贬主要反映在“书例”上。杜预曾详细论证《春秋》中的书例。“其发凡以言例……皆行事而正褒贬。”例如《春秋》庄公十一年记：“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晋。”《左传》注：“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另外，《春秋》还通过书与不书来表明的褒贬。　　《左传》对《春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