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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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徐复观先生也许是现代新儒家中最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之一。他身处台港两地，在政治上，批判现实，向往民主政治；在学术上，反对虚浮的学风，痛斥拿着西洋玩意压制中国传统思想的行径。但是，我们切不可误会，以为徐先生不过是一位只会骂人的杂文家。事实上，他的一切批判都源自中国儒家精神，而他所谓的儒家精神，并非道听途说，乃是自己下过一番苦工夫后，从儒家典籍中体会出来的。照我看来，读徐先生文章的快意，并非来自其批判的酣畅淋漓，而是来自他的学问的深湛。在读徐先生著作的过程中，有感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理性地热爱，对学术研究之严谨，对儒家思想论

2、述之缜密，便有心探寻他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写下如下文字，但愿有助于理解徐先生思想、方法之一、二。写作过程中，本打算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徐先生的主张，但写来写去，总不如徐先生自己的话明快有力，干脆大段大段摘录徐先生原话。我想，这样也有助于对徐先生的进一步阅读。其实，徐先生极不主张“悬空”地谈方法问题，他说：“悬空的谈，悬空的听，实在没有太大益处。”[①]因此，他建议治中国思想史者，“只有读组织严密的思想性的著作，才能养成自己的思考能力，逻辑教科书是没有大用处的。只有读论证精详的考证性的著作，才能养成自己的考证能力，决不应仅靠方法上的说教。”

3、[②]基于这个原因，徐先生像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学人那样，没有化时间去创作大部头的方法论著作。关于他的治学方法，只是在各种著作的序言中、在回答后辈的问题中、在某些演讲中提到，把这些文字收集起来，细心阅读、比对，徐先生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清晰可见。一、治学的态度徐复观先生非常重视治学的态度。论到思想史研究者的态度，他强调研究者必须有“敬”。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徐先生认为，“敬”的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过度，这个过度发生在周朝。敬产生于忧患，而忧患则源自殷商时期的原始宗教。[③]那么，从思想史方法的角度看，“敬”又怎样理解呢？徐先生说

4、：“要使我们的实生活态度能适合于研究时态度，最低限度，不太干涉到研究时的态度，这恐怕研究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习性，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而这种自觉的工夫，在中国传统中即称之为‘敬’。敬是道德修养上的要求。但黄勉斋称朱元晦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这段话便说明敬乃贯彻于道德活动、知识活动之中的共同精神状态。在求知的活动中，为什么须要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求知的最基本要求，首先是要对于研究对象，作客观的认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应随着对象的转折而转折，以

5、穷究其自身所含的构造。”[④]总之，“敬”的态度就是尊重前人的思想，让前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替我说话，说我要说而不能说的话。徐先生说：“就研究思想史来说，首先是要很客观的承认此一思想；并当着手研究之际，是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才能真正了解他中间所含藏的问题，及其所经过的曲折，由此而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仅能算是一种猜度。这本是很寻常的事。但一般人在实际上所以作不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从各个人的主观成见中，浮出了一层薄雾，遮迷了自己的眼睛，以致看不清对象；或者把自己的主观成见，先涂在客观的

6、上面；把自己主观成见的活动，当作是客观对象的活动。这自然就容易作出指鹿为马的研究结论。此种主观成见的根源，是因为有种人在自我的欣赏、陶醉中，把自己的分量，因感情的发酵而充分的涨大了，于是常常会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下看问题，也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中运用方法；所以稍微有了一点声名地位的人，更易陷于这种状态而不自觉。敬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精神的凝敛与集中，可以把因发酵而涨大了的自我，回复到原有的分量；于是先前由涨大的自我而来的主观成见所结成的薄雾，也自然会随涨大部分的收缩而烟消云散，以浮出自己所研究的客观对象，使自己清明的智性，直接投射于客观对象之上。

7、”[⑤]徐先生还指出，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敬与忠密不可分。“《说文》：‘忠，敬也’，无私而尽己之谓忠。因不曾无私而尽己，所以自会流于不敬；因为肆无忌惮，所以也自然会不忠于所事。忠与敬是不可分的。”[⑥]他又说：“知识分子‘忠于知识’，也和其他行业忠于自己的本行一样，是很寻常的四个字；……忠有‘尽己’及‘服从’的双重意义。朱子以‘尽己之谓忠，如实之谓信’解‘忠’‘信’两字，意义深远。”[⑦]二、治学者的基本素养徐复观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中国思想史所需基本素养之一、二、三，但大约可以领会，他希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具有两方面的基本能力，一是考证能力

8、，一是思考能力。在徐先生的许多文章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清人训诂考据的弊端。令他担忧的是，这种弊端一直流行于今日的学术界。他认为，当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