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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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神化　　作者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天津30038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ZZ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NCET-10-0953）　　美国宪法，一直是国内法学界、政治学界、史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无论是早期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还是当今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宪政说”和“儒家宪政说”的争论，大多会从美国宪法中寻找资源：或是拿来主义的支持，或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或是不着边际的比附，或是羞羞答答的

2、照抄。本文无意于在这些态度取向性的问题上做主观的取舍，只是试图从权力与权利这两个宪政的基本维度出发，从历史中挖掘一些信息，以期纠正我们对美国宪法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认识，让美国宪法回归真实。　　权力神话　　权力维度是现代宪政的基本维度，衡量现代宪法，离不开对这一维度的全面认识。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美国宪法确立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原则，从而有效地防范了权力的扩张，成功地避免了暴政。中国的某些学者一直将美国宪法视为限制权力的经典力作，从而认为，美国宪政确立了宪政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即限制权力。在今天看来，

3、这些认识确实有其合理性。对于三种不同的权力进行划分，并使他们之间能够互相制约，达成一种平衡，这被视为限制权力的不二法门，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可圈可点。但是，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维度的过分解读使得美国宪法的权力维度被神化，对其认识陷入误区。　　如果回到美国的建国时期，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制宪会议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战场，而宪法则是国家权力野心膨胀的结果。在《联邦条例》的背景下，13州各自为政，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宪法通过之后，联邦政府不仅建立起来，而且拥有了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巨大权力。在嗣后的

4、时间里，联邦政府很快取得了以前一直掌握在各州手里的税收权力，从而轻松地解决了制宪者们夙夜忧叹的公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宪法的制定并非限制权力，而是扩张权力。后来被推为“宪政经典”的《联邦党人文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解说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强调权力的分立、制衡等原则，实际上是在让人们相信，尽管新宪法规定的那些国家权力对于北美13州的人民来讲，确实是空前的；但是，它们是安全的、健康的。而《联邦党人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13州的人民通过这部宪法。　　美国宪法权力维度的形成，有着完全不同于东方

5、甚至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区别的背景。在联邦宪法制定之前，13州各自独立，甚至还有各自的宪法，形成了如同国家一样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为松散的“邦联”。这使得美国宪法在将这13个“邦”整合为一个国家时，显得格外困难；也使得美国联邦的权力无法同其他早已经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甚至有着强大专制权力的国家相比。美国宪法赋予联邦的权力几乎是从无政府主义起步，逐渐从无到有；而其他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则是从国家主义的顶峰下行，寻找合适的平衡。　　美国宪法为限制权力做出了系统性的制度设计，然而，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宪法

6、的制定旨在限制权力的扩张，也并不能说明它实际上真正地限制了权力的扩张。美国宪法不仅是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产物，同时，它还进一步支持了权力的扩张。内战之后，美国的联邦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联邦政府更加有力地控制了各州，美国成为紧密型的联邦制国家。改革时代，这一趋势更加突出。进步运动时期联邦政府的改革使其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权力逐渐加大，这使得这一时期美国的联邦制同内战前已经大为不同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是联邦制中断的一个时期。[1]　　在联邦权力的扩张中，最为典型、也是最野心勃勃的

7、，是总统权力的扩张。美国宪法对总统权力的模糊规定使它的不断扩大成为可能。林肯时期，总统就基本上控制了国会，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最高法院。到罗斯福时期，总统不仅拥有立法建议和要求权，而且不断地左右国会，制服最高法院。美国政府由“议会权力中心”向“总统权力中心”转换，美国总统获得了“帝王般的总统”的称号。直到今天，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等多方面的考虑，权力越来越向总统集中，甚至俨然成为“世界警察”局的“局长”。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曾经指出过美国人心目当中根深蒂固的五项历史信条，包括宪政制度、民主信仰、公司资本主

8、义、福利国家、世界强国等。这五项历史信条，综合作用在总统职位上，使得这一职位空前膨胀，形成了总统权力的“伪民主化”。总统成为国民投票选举的最高元首，并且带有明显的独裁和自我扩张权力的倾向。[2]　　联邦的立法和司法权力一方面侵蚀各州的权力，另一方面行使着对行政权力的干预权。就立法权力来看，美国宪法在明确了各州和联邦权力后，同时还规定，联邦国会可以通过“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法律”，这实际上为联邦立法权力的扩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大法官马歇尔在联邦各项权力的扩张中，充当了一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