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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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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本位”特质与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 摘要:中国社会为何缺乏“公共性”文化与价值观念,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公”、“私”观念的真实底蕴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为何未能塑造出如西方近代社会那样的“公民社会”,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应立足现代公共哲学之新的理论立场和方法,从现代普遍主义的公共性社会信念历史性生成的角度,对中西社会的某些主导性的公共价值观念进行比较性理论观照,从中透析社会成员公共观念以及行为选择背后的深层的文化理据,并以此为正遭遇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实践的当代中国社会民众公
2、共精神的确立、国民公德心和公共人格的普遍养成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有效思路。 关键词:传统伦理;伦理本位;公民社会;公共精神 Abstract:AfreshmonconcernhastakenshapeinChinesetheoreticaleaningof“public”and“private”inChineselifeandodernakeaparativeinvestigationofthoseleadingpublicvaluesofChineseandsofhistoricalgenerationo
3、fpublicsocialperceptionsinmodernuniversalismsoastothoroughlyanalyzethosedeepculturalmotivationsbehindthepublicideaandalternativeconductofsocialmembers.OnlyinthisonpeopleofcontemporaryChinesesocietyarketeconomyandglobalizationtocultivateasenseofpublicspirit,j
4、usticeandpublicpersonality. Key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于1882年所写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书中有一节以“有私无公的中国人”(亦有翻译为“缺乏公共精神”)为名,指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有私无公,又说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属于“公”的东西,没有“公有”这个概念。他说:“中国人有私无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气,其实还不止于此,他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而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的不翼而飞,不胫而走。”[2]98潘光旦先
5、生在其所著《寻找中国人的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4月版第278页)之《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节中,对此亦做了深刻剖析。 近代中国思想家中较早关注“公”、“私”问题的当推严复。他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而西方则建立在“公”上。[3]近代中国思想界大师级人物梁启超在分析中国的国民性时,也曾以深邃、睿智的历史眼光和不无前瞻性的“现代性”意识,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四大缺点:“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性之柔弱”,“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阙”。在《论公德》一文中,他
6、具体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得焉以成立者也。”[4]“五四运动”时期,不少学者都循着梁启超的说法,激烈抨击中国人缺乏“公共心”、“公德心”。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就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5]
7、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对中国的国民心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体悟和剖解。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民性主要表现为毫无公共心。他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6]。林语堂也注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而这种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实即为扩大了的自私自利心理。”[7]159-202林语堂指出:“‘公共精神’为一新辞,‘公共意识’一辞亦然,‘社会服务’一辞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7]139 同样
8、有感于中国国民“公共精神”的缺乏,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才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意确定为:“以全国社会的公益为本位”,倡行“天下为公”。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公共性”问题更是感受至深,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对这一问题更是做了系统、深刻、精到入理的分析。在谈到“公共观念”问题时,他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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