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农民起义研究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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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农民起义研究的死胡同摘要：“让步政策”是人口下降引起地价降低的结果；当人口饱和遭遇天灾时，发生马尔萨斯抑制，此时人口降幅大大超过粮食减幅；农民起义的根源在于人口饱和；农民起义的结果往往是王朝更替。帝王和王朝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因而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农民起义既未促进、也未阻碍生产力发展，它只是历史得以延续的一个环节。关键词：土地价格人口饱和王朝威望联系环节一、问题的提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

2、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论断为农民起义研究定下了基调。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曾经有人提出一种“让步政策论”。他们认为，在王朝后期，剥削率高，农民负担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沉重的剥削使农民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新王朝的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农民负担降到“三十税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用统治者的“让步政策”来解释农民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它无法

3、解释，既然统治者已经把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胜利者还有什么必要再对失败者让步呢？这一致命的缺陷被“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抓住不放。他们指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在农民起义之前，有可能对农民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措施。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再对农民阶级实行“让步”。对于大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的事实，“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也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不能解释大起义后农民负担的减轻，也就无法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农民起义问题上，历史研究走进了死胡同。下

4、面我们应用现代经济学原理，从经济运行的动态过程分析农民起义的原因和作用。二、“让步政策”是地价降低的结果探讨农民起义和让步政策，需要利用关于“公共产品”的理论。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像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建立机构和雇用人员，所以公共产品也有生产成本。自从人类进入农业定居以后，就必须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社会才能够维持下来，直至现在，政府仍然主要是为它的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从这一原理看，赋税就是居民为消费公共产品而支付的

5、费用，所以不属于国家对居民的剥削。农民因租种地主土地而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则是土地的价格。同一般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一样，地租的高低并不由地主的剥削意愿或者农民的支付意愿单独决定，而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它取决于土地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中国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地主直接雇佣长工进行剥削（这一剥削形式也可以用经济学原理解释）。雇工剥削虽然与地租剥削的形式不同，但剥削程度仍然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劳动的供求关系就将发生变化，地租雇工工资也会相应变化。一般情况是，在王朝统治后期，各地人口已经

6、大大增长，往往达到饱和的程度，而土地却大体不变。饱和人口作用于不变的土地，使劳动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大大下降，于是雇工工资大大下降或者地租大大上升。据历史记载，在某些时期，赋税和地租合起来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这一记载使得用固定眼光认识历史问题的学者得出结论说，在古代中国，地主阶级的剥削率大大高于西欧领主对农奴样的剥削，导致农民无力发展生产，造成社会的长期停滞。但又有人指出汉文帝时国家规定“三十税一”，这一“剥削率”比西欧领主的剥削率还低，所以用“沉重的剥削”来解释社会的停滞是难以成立的。简单的道理是，所谓“剥削率”在历史

7、上是一个波动幅度很大的变量，在人口增长时剥削率上升，人口减少时剥削率下降。在农民大起义以后，饥荒、战乱和瘟疫往往毁灭了大量人口（据说东汉末年的起义和战乱使人口下降了80—90%，至少下降了2/3），大部分地主被农民起义所消灭或被迫逃亡，幸存者也家境破落，下降为自耕农民。雇农和佃农也大都获得土地，不需要再租种地主的土地（或给地主扛长工），不再受地主剥削了。从整个社会看，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上升，幸存人口已经无力耕种全部土地，于是劣质土地就被弃置不用（曹操实行屯田，就是尽量利用幸存人口耕种被弃置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主还拥

8、有土地，也难以找到可供他剥削的农民。自耕农民则都耕种着自己的土地，除了向国家交纳赋税（三十分之一）以外，不需要交纳地租。但传统观点把国家赋税也称为“剥削”，于是就认为新王朝建立后“剥削程度大大减轻”。可见，大起义后农民负担的减轻，不是统治者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而是人口下降土地丰裕后土地价格降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