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谈判的政治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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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谈判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谈判的政治经济分析　　中国自1986年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收集整理国所进行的唯一的谈判。从单一事件中所获得的结论尽管有价值，但未必能呈现完整的图像。要对人世的谈判过程和结果有全盘的了解，还必须超越中美双边的分析。　　其次，目前各种案例研究的分析通常缺乏清楚的理论框架的支持。大多数研究似乎从一个理性决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决策者在考量国家和社会总体的目标下，尝试限制一些行政官僚或产业界的利益。唯有Yee持不同的看法。他从两个层次的赛局（Te）的观点，认定中美双方的谈判人员都曾经利用国内的牵制力量来拉高对对方要求的抗拒，显示国内的

2、决策模式，牵涉到利益的游说，不完全是理性的。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结论表明目前对入世谈判的研究仍有相当的分歧。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议题并厘清相关问题，本文尝试从现有　　利益团体模型也适用于中国的谈判对手。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已发展的民主国家其内部的利益团体在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和贸易自由化方面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对中国提出的特定请求或要求可能是其他会员国自己国内协商交易的结果。这些外部的压力也成为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政策因素。　　（四）外交政策模型　　除了照顾国内的社会福利，政府也曾经利用国际贸易和外援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举例来说，根据Gilpin的看法，霸权国家，如英国和美国

3、，皆曾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来动员而且凝固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贸易政策是经济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其设计及发展是为了支援政府更宽广的政策目标。外国游说、对外关系和避免外交报复皆是影响关税水平的因素。　　Chen和Feng在他们的对中国95种工业在1996年的关税所作的分析中认为，关税税率是国家发展模式（保护具有高度附加价值或增加税收的工业）、社会关怀模式（保护遭受损失的工业）和外交政策模式（保护外资比例较高的工业）的混合，与利益团体游说没有关系。另一方面，Sheng对1992年、1994年和1996年中国36个工业部门的关税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关税税率受国家发展策略（保护较具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工业

4、）和社会关怀的影响（保护劳力密集的工业）。利益团体游说（根据国有企业的比重）对关税有显著的但是与预期相反的（负面的）效果。　　当面对外部挑战和内在压力时，中国政府如何决定自身的政策立场？前述的理论模型中，哪一个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能提出最确切的解释？根据这些竞争理论的观点，本文将提出和这四个模型相关的因素，而且评估他们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谈判中的重要性。　　二、实证分析　　在本研究中，中国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最后结果将以其在关税上让步的幅度为代表。观察关税减让有两个优点。首先，关税非常广泛，可以涵盖各个主要的经济部门。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本质上必须达到类似的标准，

5、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关税上并没有设定可允许的特定水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包裹交易里，谈判者会很有可能找寻符合他们目标的各种交换和妥协。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关税上的让步可以显示出中国和他的贸易伙伴设定的优先次序和衡量交换的重要资讯。其次，关税税率是对保护程度一种客观又简洁的衡量，而且反映政府政策的偏好。关税方面的改变基本上能概述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立场。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中国入世时关税让步的程度，由1996年关税水平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关税之间的差异而测定。数值愈高，表示关税减让的幅度愈大。关税部门则依照1996年的调和关税系统（HS96）所认定。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关税表现出中国对

6、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最终承诺，对每一个经济部门订出所许可的最高税率，也是对中国总体经济调整的一种非常广泛的衡量标准。这些多边的关税承诺将双边谈判的因素考虑进去，但是远远超过双边谈判的范围。比较的基础年是1996年，因为自那年起，中国开始对关税进行主要的削减。减少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4900个项目（含现有关税项目的76.3%）。削减的幅度也很显著，平均达到35%，为当时的最大降幅。如Chen和Feng表示，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1995年略超过35%，在1996年则降低到25%之下。时间点上，这一减少关税的安排，正好是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变期，也是中国重新燃起对世贸组织的兴趣

7、的时候，也因此成为随后谈判的一个重要参考点。　　如果中国政府尝试透过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推动经济改革议程，那么工业政策的因素对谈判最后的结果应有显著的影响。如果政府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试图保护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部门，则会在人世之后的市场竞争环境上设置保护屏障。如下页表1所示，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及出口进口比例等变项，可视为国家发展模式对每个部门的衡量指标，评定其经济价值、生产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各个因素。　　其次，工资是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