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大庭修简牍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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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学者大庭修简牍研究述评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先生，是目前日本在研究中国简牍方面最有成效、成果最丰硕的学者之一。早在１９５１年他就参加了森鹿三先生首创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简研究班”。当时，日本全国从事简牍研究者不过３０余人，大庭修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主要从事的课题是１９５２年由日本文部省资助的项目：“整理黑城附近出土的汉代文书以及据出土汉代文书综合研究汉代史。”可以说，几乎在整个５０年代日本学者皆处于艰苦摸索中，因为他们尚未看到过一枚简牍的图版照片，更不用说能亲眼目睹简牍实物了。就在大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尚未与汉

2、代历史挂起钩来，只能写一些启蒙性介绍文章的情况下，大庭修先生却独秀一枝，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利用劳干释文［①］提供的简牍材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汉代军事、官僚制度的有分量的论文，成为当时之佼佼者。因此，他亦被台湾简牍学界誉为“简学泰斗”。　　　５０年代末期以后，几种印有汉简图版的著作相继问世，［②］日本学者的研究遂进入重新释读简文的第二阶段。大庭修先生又加入以森鹿三先生为首的“图版轮流解读会”。他一面根据图版照片所见木简宽窄长短、字体大小、笔迹异同、书写格式等等重释简文，一面开展集成简牍、恢复简册的工作，同时利用简册提供的

3、史料研究秦汉法制史，突出了他的研究个性和特点。综观大庭修先生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特点：⒈如其师森鹿三先生的研究风格，致力于考证、集成和复原简册，特别是在恢复汉代诏书简册方面成绩蜚然；⒉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利用简牍史料研究秦汉法制史方面；⒊重视对普通读者和中青年的普及教育，在简牍学领域涉猪极广，知识渊博。本文以下几个论题，拟将上述三个特点穿插其间，进行述评。　　　　　　　一、大庭修与敦煌汉简的研究　　本文所谓敦煌汉简，主要指本世纪初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遗址发掘之汉简。在１９００—１９１６年间，斯坦因先后三次组成“

4、探险队”，深入我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考古调查和掠获文物活动。他于第二次“探险”期间的１９０７年，从敦煌城以北古长城的玉门关遗址、兵营遗址、望楼遗址掘获汉简７０５枚；在第三次“探险”期间的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间，又从敦煌以东古长城遗址中掘获汉简１６８枚。　　　斯坦因“探险”以后，曾把第一批敦煌汉简的整理、释解工作，委托于法国汉学家沙畹。沙畹于１９１３年出版了《Ａ·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考察中所获中国文书》一书。后来，大庭修先生称这是一部“显示欧洲东洋学水平高超的不朽著作”。［③］但沙氏之作仅收敦煌汉

5、简照片３４０余枚，且未能依简牍文书之内容分类，释文也有不少错误。１９１２年侨居日本的我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从沙畹处索寄到释文校正本，改编了沙氏排列顺序，重新按简文内容和文书性质加以分类，加上他们的考证和研究，于１９１４年在京都出版了举世闻名的《流沙坠简》一书。该书跨越了欧洲学者的释读和介绍阶段，直至今日仍不失简牍研究蓝本之作用。故此，大庭修先生称之为“是清朝考证学在木简上开的一朵鲜花”。［④］１９１８年沙畹去世，斯坦因掘获的第二批敦煌汉简则由法国汉学教授、沙畹的弟子马斯伯乐整理和释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迟至１９

6、５３年，即在马斯伯乐死于纳粹集中营８年以后，他的研究成果才公诸于世，由大英博物馆出版了《斯坦因在第三次探险中于亚洲中部轮台所发现的中国文书》一书。研究敦煌汉简的其他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⑤］（１９３４年）、《流沙坠简补正》［⑥］（１９３５年）；劳干的《敦煌汉简校文》［⑦］；英国剑桥大学鲁惟一博士的《敦煌文书札记》一文，对上述释文也作了许多补正［⑧］。　　在西方学者正竭尽全力释读敦煌汉简，而且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有一定深度的情况之下，日本学者才涉足敦煌汉简。他们的研究已落后了许多年。况且，在早期，他们也只是影印

7、、介绍沙氏王氏之作或从书道艺术的角度写一些启蒙性文章，发表在诸如《书画之研究》、《书画骨董杂志》、《书道》、《墨美》等刊物上，如松田南溟的《晚翠轩放大本释文》（自印）、钦堂的《汉代简策类的帐单》［⑨］、后藤朝太郎的《论中亚出土的汉代木简》［⑩］、《论中央亚细亚出土的汉代木简（上、下）》［①①］、西川宁的《论汉人墨迹》［①②］、高田桂下的《斯坦因与木简》［①③］、藤原楚水的《图解书道史——流沙坠简的文字》［①④］等皆属此类，唯羽田明的《天田辨疑》［①⑤］、泷川政次郎的《流沙坠简所见汉代法制的研究》［①⑥］才涉及到一些具体

8、问题，但尚谈不上深入的考释和研究。　　大庭修先生涉足敦煌汉简的时间更晚。在日本学者依据图版释读简文的第二阶段开始后，他与米田贤次郎合著的《敦煌居延出土汉简（图版解说）》一书，［①⑦］也只是依据沙氏、劳氏著作的原简照片重新解说简文大意而已。针对这一现状，１９７２年４月他以关西大学派遣国外的研究调查员身份，赴欧美半年。其间有四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