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派分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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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派分与联合摘要：乡村建设运动化零为整的进程特点，决定了乡建各派之间的联合成为重新理解和把握其内在理路的关键。以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主要桥梁和纽带的联合，包括民间各派之间“从小而大”以及民间各派与官方“自下而上”两大方面。后者联合成效不彰，制约了整个乡建的效果。从中可知，乡建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原来所说的那样紧张，而与国民政府的合作，也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密切。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派分；联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根据一般的观点，中国传统政治的重心在县以上的城市社会。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和自然灾害频繁，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

2、国政治社会重心有由城市下移乡村基层的趋势。乡村建设各派、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等不约而同地聚焦乡村。已有研究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以下简称乡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存在路线上的不可调和与对立，而与国民党政权有更多依存和合作关系。但是，如果从乡建运动的进行程序的特点和各派别联合的新角度加以考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情况也绝非那样简单。按照乡建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元善的看法，乡建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化零为整”。即它首先是在民间分散地从某一区域和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等某一方面作为入手处和中心点，形成各自的特色和派别，然后在内容上扩展到其他方

3、面，并与外面的派别发生交互和联系，化合成有机的整体，这时才足以称为“乡村建设运动”。这与坊间将乡建运动简单等同于乡建实践，大相径庭。同时，乡建欲打破天然所具有的地域性的限制，提高效率，扩展为全国性的运动，达到复兴民族的最终目标，必须进行更大范围和程度的联合。这些都表明，乡建各派的联合成为理解和重新把握乡建内在理路的关键。而各派联合的主要纽带和平台就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先后于1933年7月在邹平、1934年10月在定县和1935年10月在无锡举行。因此，以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中心，从各派交互联系的新角度，深入探讨乡建各派之间以及民

4、间各派与官方的联系与合作，不仅可以使乡建的研究别开生面，而且可为方兴未艾的侧重对立、疏于联合的学术流派和政治流派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一、乡村建设派分与联合的成因20世纪3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派别的数目，远不止通常所说的陶行知晓庄生活教育，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邹平村治，黄炎培、江问渔徐公桥职业教育和高践四、俞庆棠无锡民众教育等三大或五大派别。其实这仅是乡建初潮时的划分，远不足以反映高潮时的盛况。按当时教育名家姜琦的分法，除前述各派之外，同时并存的尚有孙中山、沈玄庐“国民党的农民运动”，汪精卫农村复兴委员会，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雷沛鸿广西国民

5、基础教育，观点各异的庄泽宣、崔载阳、古　、子钵、千家驹、杨开道等“普通大学教授”，邰爽秋“念二社派”以及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等十多个派别。造成乡建派别的林立，是由于切入点的不同，领导者的理论学识和所处环境差异等多种因素。其中，理论信仰不一为要因。各地乡建做法不同，“实在基于他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不一样而出发”。在邹平所看见的“中国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就必须先要养成农民新政治习惯和组织的能力。在定县则认为“中国问题是贫，愚弱，私”，于是针对着这四大问题而有生计、文字、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在菏泽则坚持“中国问题是一个民族解放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军事

6、色彩浓烈的乡农学校。可见，不仅邹平与定县两大派之间，而且就是属于梁漱溟为首山东村治派内部的邹平与菏泽两地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理论的不同决定各派的分立。有在多个派别工作经历的张宗麟说，梁漱溟、晏阳初“私人感情无论密切到任何地步，但是二人理论的根据不同，决不能因感情的密切而各人放弃原有的理论”。而正是过强的理论坚守和过多的宗派藩篱对乡建产生了负面的作用。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各派联合的必要。乡建各派的联合，是由于运动自身发展程序特点的内在要求和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外部要求所决定的。乡建的总体宗旨和程序趋向“化零为整”的特点，如果换成高践四的说法，就是“从小而大，自下

7、而上”。前者是指乡建从所处的地域实际出发，从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一方面入手，以致派别丛生、平流分进，但最终却是为了全国整体的复兴探索办法，殊途而同归；后者则为乡建的推进动力，由民间独立运作到官方介入，上下合作。桥接小与大、下与上之间的关键，是多头纷立的乡建各派分之间有效地进行联系和整合。而正如时人所说，乡建遍地开花，“可是各自为政，缺乏联络，因之彼此隔阂，所以功效不宏。’乡村工作讨论会’乃于此种环境中诞生，其与今后乡村建设关系之重大，彰彰明矣”。偏于一隅的乡建不能适应全国大团结的国难需求。1930年代初，中国国难严重，要求倾全中国整体的力量去应对。其

8、出路在于，一方面“要注意军事的国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