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考察与研究世纪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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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孜尔石窟考察与研究世纪回眸在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龟兹是佛教最盛的地区之一。龟兹（即今库车、拜城、新和、沙雅一带）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絮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龟兹境内佛教石窟遗迹丰富而集中，并且具有浓郁、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七公里的克孜尔石窟则是龟兹古国中现存规模最大、开凿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在全国石窟中它位居大型石窟之列，洞窟数量多、窟形完备、壁画遗存丰富，是当之无愧的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因此，要研究龟兹石窟，就不能不先了解克孜尔石窟。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

2、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考察过克孜尔石窟。就考察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以德国学者的工作最为突出，成果最多。50年代，中国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佛教艺术的研究开始起步。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开始显露。70年代末，中国综合研究龟兹石窟的局面形成，涌现出一批龟兹佛教文化的研究人员。80、90年代龟兹石窟研究出现高潮，特别是新疆成立了龟兹石窟保护研究机构，研究的队伍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总观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克孜尔石窟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及取得的成就和教训，为世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写下了重要的一章。笔者不敏，试图对一个世纪以

3、来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的历程作简要的回顾。一、国外的考察与研究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的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的第38窟东甬道西侧壁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于一人之手。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20世纪初以来，先后又有几批俄国人到过克孜尔石窟。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y）率领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了库木吐

4、拉和克孜尔等石窟，揭取了克孜尔第198窟旁侧条形窟内的壁画，并收集了一些梵文写本。1909~1910年，奥登堡(S.F.Oldenburg)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曾调查过克孜尔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披露的不多。在今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2210件中国文物中，库车出土的壁画和雕塑品约有100件。[1]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有洞窟性质、形状、壁画内容、保存状况和当时农民使用洞窟的情形。他们在洞窟中

5、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但未能成功，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东甬道西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独楼那像和第198窟内的说法图。日本人首开了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先例。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发掘了13个洞窟，一无所获，匆匆离去。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挖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采集了若干壁画。期间还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

6、克孜尔的壁画6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藏品在保存的初期就已开始流散。日本国内的大谷采集品主要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还有一部分在私人手中。其中流散至韩国汉城的大谷藏品收藏在中央博物馆，藏品中就有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和塑像。流散在中国的大谷采集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状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日

7、本有较多的学者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文化史。他们不但研究其国内的新疆出土品，而且还非常注重欧洲国家的研究成果。在年代和分期方面，日本学者比较推崇德国瓦尔德施密特（E.arianneYaldiz教授给我们提供的《索引》和部分当年德国考察队拍摄的壁画照片，通过实地核对和测量后发现，实际剥取的壁画面积与德国公布的数字出入很大，并且有一部分壁画的出处混乱，有漏记和错记洞窟的现象。近年来，通过我们反复实地考察与逐个核对，搞清了一批壁画所属洞窟和部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进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