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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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　　近来发表的论著表明，在日本史学界非常盛行“蒙古时代史”和“蒙古帝国史”的研究(参看森田宪司：《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东方学报》第73册，2001年，第158页;堤一昭：《东亚（中国—五代、宋、元）》，《史学杂志》第109编第5号,第215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了元史诸领域的研究成果。近两三年来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数量也逐步有所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相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尤其是碑文资料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很多方便。从1980年起快速增加了史料集成的出版

2、和关于新出碑刻的报告。珍贵的地方志和文集孤本也陆续问世了。日本学者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包括《全元文》等基础资料进行研究。他们利用这些新出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指出了以往学术界很难发现的新事实。例如松田孝一和森田宪司等学者主要使用碑刻资料进行了综合性研究,目前发表了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的成果报告书(松田:《基于碑刻等史料的综合性分析对蒙古帝国和元朝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的基础性研究》,2002年;森田:《据石刻资料对元代汉人知识人社会的研究》,2002年)。关于在使用碑刻资料时应注意的问题,杉山正明和森田已作总结,可以参看他们的研究成果(杉山:《使世界史改变面

3、貌的蒙古—时代史的描绘》角川书店,2000年,第三章《蒙古时代史的研究—过去、现在、将来》,216-220页;森田:《曲阜地域的元代石刻群》，《奈良史学》第19号,2000年,49-51页)。　　在日本史学界“蒙古时代史”的研究非常活跃的原因不仅是有了上述的新增史料，杉山正明的诸论著对日本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强调在“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的重要性,一贯主张需要探讨“蒙古时代史(historyofMongolperiod)”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日本蒙古时代史研究》,《中国史学》第1卷,1991年;《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

4、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6年;《日本辽金元时代史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2号,1997年)。史学界最近提出的许多观点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提倡的用语“蒙古时代史”似乎在日本史学界成为定论，“现在正逐步遍及世界”(杉山:《使世界史改变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的描绘》151页)。　　对于引人注目的“蒙古时代史”，限于本人学识,笔者不能给予全面的评价。在此,笔者欲介绍近来日本的“元代史”研究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提到的大致以2003年3月刊行的论著为下限。这意味着我将以“元代史”来表达我的研究对象。“元代史”的意思是在中国史的范畴中研究当时的中

5、国本土(Chinaproper)的历史。“元朝史”与“元代史”有大致同样的含义。另一方面有人从“蒙古帝国史”（或者“蒙古史”）的角度研究当时中国本土的历史。他们用“大元兀鲁思(ulus)的历史”表现自己的研究角度。日本学者们对于同一时代的研究适当地使用许多术语,表明日本“蒙古时代史”研究的多样性。二　　欲了解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动向,应特别关注由于新出资料所引起的研究方法的变化。我们不仅解读四　　日本元史研究的还有一个潮流，就是对元代江南的研究。植松正多年来一直关注江南的统治情况,他的《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笔者有书评《东洋史研究》第57

6、卷第4号,1999年,156-164頁)一书,一半内容基于1990年前后发表的诸论文。植松最近分析了《苏松历代财赋考》等新增史料,讨论了自南宋到明代的税制和漕运制度(《元末浙西的地方官与豪民—江浙行省检校官王艮的议案》,《史窗》第56号,1999年,25-51页;《元代浙西地方的税粮管辖与海运的关系》,《史窗》第58号,2001年,111-118页）。　　除植松外,许多学者从各自不同角度对江南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几年来日本学者对元代江南的研究大有进展。例如堤一昭从政治史和军政史的角度关注驻在江南的军团及其中心人物,探讨了江南真正的统治阶层。他在《元朝江南行台的成

7、立》(《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4号,1996年,71-102页);《大元兀鲁思的江南驻屯军》(《大阪外国语大学论集》第19号,1998年,173-198页);《大元兀鲁思江南统治首脑的二家系》(同前第22号,2000年,193-218页);《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初期政治史》(《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4号,2000年,倒1-32页)等论文中提出：“王族成吉思汗一门与准王族的一些部族的特定系统占着(江南地方)政权的中枢”,即“蒙古帝国中普遍的基本构造表现在大元兀鲁思的江南统治”。森田宪司以庆元路为例探讨了江南地方社会中的士大夫所尽的任务(《从碑记撰述的角度来看的宋元

8、交替时期的庆元士大夫》,《奈良史学》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