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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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儒林的元史研究各科学术的发展，都是由一代代学人的成绩不断积累，一步步地前进的，其中杰出学者创造的成绩，能在本学科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新阶段，为后来者树立学习的典范和奠定继续前进的基础。在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韩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这样的杰出学者。　　韩先生字鸿庵。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阳县黄林村。父业农，二伯在村塾教书，幼时他随二伯就读于村塾，十一岁人初等小学，十三岁考取舞阳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考进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1922年冬，留学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并人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随班转到上海就读。1923年

2、春，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的活动被驱逐出校。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获河南省官费资助，得以赴北大求学。1925年秋完成预科学业，升人哲学系本科。1927年夏，因军阀混战，官费断绝，被迫辍学回乡，经前留学预备学校老师推荐，先后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929年夏，他以两年的薪俸积余为学费回北大复学，1930年夏毕业。　　在北大读书的后期。韩先生对史学，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门学问是清代后期的显学，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刊行又使我国学界获知大量前所未闻的外国史料。于是有不少学者步其后尘，利用外国史料和中国史料相参证进行研究，延

3、续到民国初期仍保持兴盛之势，出了屠寄、柯劭态、丁谦等名家的大型著作。然而，由于这门学问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时我国学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须的语文工具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用外国史料全靠他人为之转译，名物制度的考证常有错误。其成就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国东方学家。因此，先进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均主张兼究外国学术，走中西会通的道路。他们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论着，为这一学术新方向之先导。陈垣和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这些方面课程，对韩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去请教，并按照师长们的指点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获

4、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种译名的审音勘同，他们用汉语古音与他种语言相互比对进行解释，简单明了，与我国学者常用的音差、音转、急读之类说法相比，另是一种境界。他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北大毕业后，韩先生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助教。1931年，译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诺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册。作为女师大研究所丛书之一出版。1933年，他以这部译着从中比庚款教委会申请得赴比利时留学的资助。8月，人比国著名学府鲁汶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史学方法论、拉丁文等。1934年。又从中法

5、庚款会申请到一笔翻译韩先生于1940年给研究生作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报告中，将明清以来元史研究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重点评论了清末洪钧以来诸家的成就和缺陷，指出元史史料不同于一般史籍，人、地、部族、制度等类译名有待考证者甚多，而重要的外国史料多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原文抄本误写字形和脱落或置错音点者比比皆是，如不用他种史料校订，则无法定其正确的写法读法。西方学者的译述就存在不少误译。洪钧、屠、柯诸家既不识波、阿文，也不通西文，只能请仅懂西文且无专业知识的人将西人的译述转译过来，无法订正其中的讹误，根据这样的材料做研究，又不能用科学方法对来自多种民族语言的译名进

6、行审音勘同，成绩自然不佳。于是韩先生提出，新阶段的目标是必须直接利用外国史料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作比较之研究，如此才能相互订正补充，解决前人未能解释或误解的诸多问题，这样，元史的研究才能有新进步。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等多篇论文，就是用这种“直接互校法”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如汉文史料《圣武亲征录》记载十三翼组成多有漏略，波斯文《史集》足以补之，但俄人贝勒津译本及洪钧书之重译，译名多有错误。其第三翼洪译为“撒姆哈准之后人布拉柱把阿秃儿”，此二名系据贝本之SamQachim，及Bumju译出，而《亲征录》则作“三哈初来”和“奔塔出”

7、，查检波斯原文诸抄本的异写，以汉籍校之，前者应采取SamQachulai的写法，后者应订正为Bultachu，贝译误，洪译随之而误。第九翼有一部落，洪钧译作“委神”(据贝译之Hujin)，认为就是许兀慎部，但是原文有多种异写，以《亲征录》此名作“嫩真”校之，无疑应采取Nuniin的写法，同时，《元朝秘史》所载相应部落名“温真”(曾被误认为人名)，也可以据波斯史料订正为“嫩真”(畏兀字母N脱音点，Nunjin变成Unjin)。《史集》记载蒙古部族甚详，适可补汉文史料之缺，但译名之讹误若不加订正，则反致混乱，屠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态《新元史》之氏族表即是如此，如蒙古

8、S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