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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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儒林的元史研究各科学术的发展，都是由一代代学人的成绩不断积累，一步步地前进的，其中杰出学者创造的成绩，能在本学科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新阶段，为后来者树立学习的典范和奠定继续前进的基础。在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韩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这样的杰出学者。　　韩先生字鸿庵。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阳县黄林村。父业农，二伯在村塾教书，幼时他随二伯就读于村塾，十一岁人初等小学，十三岁考取舞阳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考进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1922年冬，留学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并人上海中法通惠工

2、商学校，随班转到上海就读。1923年春，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的活动被驱逐出校。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获河南省官费资助，得以赴北大求学。1925年秋完成预科学业，升人哲学系本科。1927年夏，因军阀混战，官费断绝，被迫辍学回乡，经前留学预备学校老师推荐，先后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929年夏，他以两年的薪俸积余为学费回北大复学，1930年夏毕业。　　在北大读书的后期。韩先生对史学，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门学问是清代后期的显学，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刊行又使我国学界获知大量前所未闻的外

3、国史料。于是有不少学者步其后尘，利用外国史料和中国史料相参证进行研究，延续到民国初期仍保持兴盛之势，出了屠寄、柯劭态、丁谦等名家的大型著作。然而，由于这门学问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时我国学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须的语文工具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用外国史料全靠他人为之转译，名物制度的考证常有错误。其成就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国东方学家。因此，先进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均主张兼究外国学术，走中西会通的道路。他们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论著，为这一学术新方向之先导。陈垣和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这些方面课程，

4、对韩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去请教，并按照师长们的指点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获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种译名的审音勘同，他们用汉语古音与他种语言相互比对进行解释，简单明了，与我国学者常用的音差、音转、急读之类说法相比，另是一种境界。他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北大毕业后，韩先生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助教。1931年，译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诺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册。作为女师大研究所丛书之一出版。1933年

5、，他以这部译著从中比庚款教委会申请得赴比利时留学的资助。8月，人比国著名学府鲁汶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史学方法论、拉丁文等。1934年。又从中法庚款会申请到一笔翻译吴有训聘请他出任法学院边政系主任。1946年，随校复员至南京，仍任边政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他在中央大学先后开设元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突厥史、西藏史、中俄交涉史课程，并在东方语言专科学校讲授印度史和中国史。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聘请他为该所的兼任研究员。　　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韩先生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

6、，一直担任南大历史系主任。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学术委员。1956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并经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学建立了元史研究室，亲率研究生将校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外文图书期刊集中，其后陆续增加，建成颇具规模的专科资料与研究中心。同年，他和翁独健、邵循正组成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订中、苏、蒙三国合作编写蒙古史的协议；次年，赴莫斯科讨论拟定编写提纲，并举行了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匈奴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本质》的报告。他利用访苏机会深入了解苏联的蒙古史资料及研究情况，并得到《史集》的新俄译本等书，回国

7、后给研究生作了介绍，教导他们研究元史须随时掌握国外研究动态，才不致落后于人。1961年，他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与历史组学者共同议定分工合作编选一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同时分头撰写断代史专著。韩先生承担了此项高校教材建设任务中的元代部分，带领助手投入史料的编选和《元史纲要》的撰写。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项科研任务。50年代中期，按毛泽东的要求，由范文澜、吴晗、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进行到60年代初，因编绘边疆地区图的需要，邀请傅乐焕、韩儒林、冯家昇、方国瑜等参加编委会，分别负责东北、蒙藏、西北、云南地区。1

8、963年暑期，韩先生带领助手移师北京，完成元史参考资料编选任务后立即转入历史地图工作。1965年10月，经乌兰夫提议，国务院任命他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虽已过耳顺之年，仍愉快受命，离南大赴任。1966年初，他再度将南大元史研究室人员召到北京，与西